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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塑造了《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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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1000期了。从1995年1月创刊至今,也快24岁了。20多岁,至今还是青春期。我一直说,我是个幸运者,在我的青春期,亲历了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在我的中年期,则亲历了一个纸媒的繁荣发展期。《三联生活周刊》的1000期中,我有幸主编了800多期,从净土胡同到安贞大厦,从安贞大厦回到美术馆的三联韬奋中心,从三联韬奋中心又到霞光里9号,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度过了温暖的中年期。
  《三联生活周刊》创刊600期纪念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1995~2010 我们与这个时代》,简单概述了600期的15年里,我们选择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600期纪念回顾与总结我们自己,是广告公司的孙莉最早提议的。从600期起,回顾与总结自己,就成了固定节目——创刊800期纪念,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1995~2014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800期出版是2014年的8月25日,出版后不久,到年底,三联书店领导就体会到我的辛苦与力不从心,批准了我提出的退休申请。退休时,我曾写了一篇叫《主编这个岗位》的博客,这篇博客中,我曾写道:一个主编的工作,其实只是在可能性之内,寻求一本刊物的发展之路。我曾写道:一个主编,实际只是一个协调者而已——协调各方面的需求:读者需求、市场需求、编辑部成员自身发展的需求。种种需求,其实都构成着能量,主编因此要成为一根绷紧的弦,在感知能量场中,校正自己的位置坐标。
  任何一本刊物的办刊定位,在我看,一开始,肯定只是主编的一种主观意愿。比如,我在接手这本刊物前,曾经的踌躇满志。我还记得时任三联书店领导班子在我接任前,听取我的办刊理念的那个考核会。那时,我常兴奋地逢人就说,一个时代需要一批人来讨论新的生活态度,重新树立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之间新的关系。但真要办刊,定位还是要靠人来实现的。我一开始打算依靠自己在新闻界与文学界的资源来整合稿源,构架刊物的主体,但在实践中,很快就意识到,不依靠自己的团队,不形成一个思想的核心,是办不成一本面对新时代、立场前卫的《三联生活周刊》的。
  好在我有足够的敏感。初创时,《三联生活周刊》的形态是由编辑部几位核心成员塑造的。因为刚开始,读者只来自我们自己的判断;或者说,那只是我们自己塑造读者的阶段。初创《三联生活周刊》的塑造者,首先是方向明。因为,当时能写出厚重影响力“封面故事”的,只有方向明。《三聯生活周刊》创刊期的前两年,半月刊,48个“封面故事”中,方向明挑头做的就有19个,接近一半了。顺着方向明的特长,《三联生活周刊》也许会走向类似胡舒立创办《财经》的方向,好在当时《北京青年报》的黄利向我推荐了刘怀昭。这个刘怀昭居然成了我接手《三联生活周刊》的思想动力源,她的锐利,不仅激活了苗炜、王锋,也激活了我和舒可文。周刊之所以能成功,我以为是一个思想核心的建立。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净土胡同时代,人就那么十几个,就在那个昏暗的会议室里,没有高低上下,构成了一种在烟雾中直接的思想碰撞。这个思想核心的最初形成,刘怀昭绝对是第一颗种子,是她在我主编的第一期,就提出了卡辛斯基挑战工业时代与“后扑洛载客时代”的问题,而当时还在纽约的娜斯,正好与她形成了很好的搭档。
  然后,第二颗种子,就是沈昌文先生推荐给我的胡泳。1996年刚开年,他就写出了1万字的《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这是瀛海威当时在中关村竖起的一块大广告牌。我让他开了一个“数字化生存”的专栏,将尼葛洛庞帝引进了《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底,胡泳一人就编了一本十多万字,名叫《时代英雄》的增刊,深入介绍数字化时代美国的15位重要人物,这在当时,绝对是站在前沿。
  因此,周刊开端,其实是由方向明、刘怀昭、胡泳这三位为主的;阎琦作为大管家,起的是将大家亲和在一起的作用。遗憾的是,刘怀昭1997年就又出国去纽约了,胡泳则直到1999年才离开。他对早期《三联生活周刊》的塑造功不可没,1999年,他已经做了《硅纪元》《PC太阳下山了》这样的封面,他离开周刊前做的最后一个封面是《中关村元年》。
  早期《三联生活周刊》的塑造,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王小波。王小波从我主编《三联生活周刊》的第一期(总第5期)起,就帮我写一个叫“晚生闲谈”的专栏。他的第一篇文章叫《个人尊严》,他的专栏一直延续到1997年他不幸病逝,共发表了24篇,形成了早期《三联生活周刊》的另一根思想支柱。
  这是周刊初创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苗炜唱主角的阶段。其实,苗炜自我接手周刊后,就被刘怀昭激活、由舒可文扶植出了能量。他写的第一个重要封面是《奥运会:更快更富更残酷》(总第18期),那时他还是体育记者的身份。1998年,《每个人都想知道关于性的事》(总第65期),进一步展示出他对周刊发展的价值。“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似乎就是1999年由他提出,才成为《三联生活周刊》定位的广告词的,这是我接手这本刊物,3年后的结果。苗炜在1999年操作的一个最重要封面,是这年最后一期的《90年代:民主的挑战》。1999年,他还专心编辑了一本《三联生活周刊》的广告刊,那是他才华横溢的时代。
  这第二个阶段,另一个塑造了周刊的重要人物是高昱。周刊的社会报道,是交与王锋负责后,才开始做起来的。高昱是王锋的第一个弟子,王锋的第二个弟子就是许知远。高昱进周刊,也是经刘怀昭教导过的,他独立操作的第一个封面是1988年的《谁来审判张金柱》(总第58期),高昱直到2002年初离开周刊,大约做了25个“封面故事”。
  第二个阶段中,本来,苗炜、王锋、刘君梅、邢海洋,都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但1999年,出国好像是大趋势,胡泳、王锋、刘君梅、邢海洋好像都是这一年走的。一年后,王锋与邢海洋再回来,王锋带了许知远,很快又走了;邢海洋则安心留到现在。第二阶段中,刘天时走是因为我粗暴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她到《南方周末》后,我又曾邀她回来,准备给她专辟一个底层调查的栏目,却终未能磨合成,算是我主编生涯中的一桩憾事吧。
  第三个阶段,主角就是李鸿谷了。李鸿谷是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从半月刊转周刊,我从湖北《长江日报》物色来的。改周刊,培养一支有新闻突破能力、做自己特色新闻的队伍,这个担子苗炜挑不了,非李鸿谷不可。李鸿谷的引进,就打破了原来编辑部的构架,这个经过,我在800期的《1995~2014 一本雜志与他倡导的生活》中已经说过,不再赘述。李鸿谷进了周刊,快速形成了一支由金焱、李菁、朱文轶、吴琪、王鸿谅组成的,力量很强的队伍。《三联生活周刊》从半月刊转周刊的迅速成功,第一归功于“9·11”系列报道,这是苗炜主导,蔡伟与吴晓东起了很大作用的;第二就要归功于李鸿谷带着他的团队,对贪官报道的突破。
  我习惯将2005年看作《三联生活周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2002到2004年,说实在的,周刊发展遇到过一个沉闷的瓶颈期。这是离开安贞大厦,搬回三联韬奋中心,在没有窗户的格子间里办公的那个时期。周刊的人在安贞大厦中懒散地倒在沙发里惯了,在这样压抑的办刊条件下,很多人选择了离开。2005年,之所以有一个新阶段开始,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时任三联书店领导批准了周刊离开三联韬奋中心,搬到霞光里9号的申请。不要小看办公室文化,办公室其实是给大家一个舒适的家的感觉,没有了家的感觉,就难有一种出自内心的凝聚力。
  2005年之所以能成为《三联生活周刊》高速发展的开端,如果说其中有我的贡献,那就是开创了将一本刊物变成一本畅销书的模式——用抗战系列报道的方式,将“封面故事”变成封面专题,一个封面专题做到上百页篇幅,就改变了杂志原应有的形态,改变了杂志短期消费的性质。2005~2015年,周刊维系了10年的高速发展,从编辑部内部总结是,李鸿谷自己的不断发展与李菁、邢海洋、鲁伊、王小峰,直至后来,李伟、吴琪、王星、袁越、王恺、蒲实这些主笔都可以用自己的独特性贡献不同形态的“封面故事”了。这就使《三联生活周刊》进入了一个中心与群星环绕的态势。这个中心,实际还是思想核心。到了安贞大厦时期,《三联生活周刊》已经有二三十人,不能像净土胡同那样,围着一个圆桌碰撞了,但这思想核心一直在。实际上,胡泳离开后,思想核心的主角就一直是舒可文了。2001年,改刊第一期,她带着吴晓东与高昱,做了《居住改变中国》(总第127期),2002年她带着苗炜做了《波波族与新文化运动》(总第218期),2004年她带着朱步冲、李菁做了《成吉思汗热》(总第306期),2007年她带着苗炜做了《子曰》(总第416期)……舒可文对于《三联生活周刊》的重要性,是在讨论“封面故事”时,总是她触发我最多的。我是主编,“封面故事”的走势由我拍板,我的拍板来自大家的意见、我的选择。舒可文的难能可贵是,她的思路,往往就能形成一个高度。这对于一本刊物的境界,作用太重要了。一些重要的封面导言,我也会逼迫她写,尽管她会被我逼得死去活来。比如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的主题(总第546期)与上海世博会《理想国》的主题(总第576期),前者她写了一篇《百年中国读本》,后者她写了一篇《这世界早已没有了理想国的思想》。这两期刊物,成为了我主编《三联生活周刊》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两本。一本刊物要立足,要根深叶茂,依靠的是它站的高度,这才是实力所在。
  一个是思想高度,另一个是可提供知识面的广度。在知识面广度上,安贞大厦期间,最趾高气扬的是吴晓东。那时他负责国际部,他手下有鲁伊、王星、朱步冲、陆丁、蔡伟、邱海旭,学历最高,又各有绝活。鲁伊最早做了《庞加莱猜想的数学江湖》(总第397期),一个数学封面,她本是学法律的。王星号称编辑部的活词典,通五六种外文,是编辑部里读杂书面最宽的。这两位现在也是我的小老师,我有古典音乐的问题,都会随时请教她们。朱步冲、陆丁、邱海旭都是北大硕士,一个是历史专业,一个是哲学专业,一个是国际关系专业;蔡伟与王星都是北外的,蔡伟则是个军事专家。我觉得,一个编辑部要培养很多各种各样的专家,当然,知识面是建立在思想高度的要求上的,没有思想高度,没有对知识独特的认识角度,就变成知识普及了。
  从发行量说,2005年后,《三联生活周刊》才变成真正的大刊。变成大刊后,应该说是读者、市场的要求参与了对周刊的塑造。因为,随着发行量日益增大,读者、市场的需求就日益成为一杆不可忽略的标尺,无视这标尺,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尤其是2009年市场压力增大后,我的很多精力都放在注重发行部的市场反馈上,根据读者与市场需求,调整选题与定位。编辑部的选题要经过发行部论证,封面要发行部通过,要协调编辑部与发行部、广告公司的关系,这就使发行部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在当时是引起编辑部很多人反感的。也因此,我一直强调:“编一本自以为优秀的刊物,其实是容易的;编一本让越来越多人认可、尊敬的刊物,其实是不容易的。”
  我想说的是,主编是一个刊物的舵手,这个舵手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刊物。这个刊物其实是编辑部这个团队中每个阶段杰出人才的特出表现,在读者与市场的反馈中,不断改变、塑造而成的。主编在其中是什么角色呢?辨别流水的方向,不断修正航程;维护思想平台的高度,以拒媚俗与平庸。维护这高度,就要不断去发现、宠爱、保护、包容那些能不断挑战平庸之才,给他们更多任性发展的空间。因为,挑战平庸者一定是个性强大的。再说具体点,我虽然做了19年《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但这刊物的一步步成长,塑造这刊物的其实都不是我,我只不过是这19年里一个个杰出人才背后的推动者、他们成就的协调人、他们身上锐气的保护者。我给他们铺平发展道路,我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1000期,算是我这个老主编对这本刊物的最后一次发言。我说: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度过了温暖的中年期,因为,19年,这个团队,一茬茬更新,都包容了我的简单粗暴,包容了我在稿件面前的不留情面。而这个团队,走过无数艰辛,我们一起维护了“编一本让越来越多人认可、尊敬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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