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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尼克号”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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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斯科特的墓前,不知是谁,献上了一束黄色的小花,还沾着露珠。墓碑刚立不久,还透着石头的味道。1910年,这个15岁的男孩从脚手架上摔下来,颅骨碎裂。这是“泰坦尼克号”的第一起死亡事件。他的家人没钱为他立墓碑,于是他就这样无名无姓地在长眠了102年。这个男孩没有留下任何一点记录,甚至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人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不久前,一个爱尔兰女作家以他为主角,写了一本《泰坦尼克上的鬼魂》,写这个男孩如此热爱“泰坦尼克号”,以至于死后魂魄仍然追随这艘大船,并目睹了它沉没的最后时刻。
  一共17个人死于“泰坦尼克号”、“奥林匹克号”、“不列颠尼克号”三艘世纪大船的建造。
  寻找托马斯·安德鲁斯
  从贝尔法斯特往东,开车20多分钟,可以到达康博(Comber)。沿路是典型的爱尔兰风光——大片的田园、绿地、农舍,温暖的阳光,静卧的牛羊,隐约可见的河流与海岸线。Comber在英文中是“水相遇的地方”,大概是指康博河与湾(Strandford Lough)的交汇之处。这是一个曾经以土豆和威士忌而闻名的小镇。由于苏格兰人的竞争,1956年之后,康博威士忌就绝迹了。现在它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小镇。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是托马斯·安德鲁斯(Thomas Andrews)的家乡。
  作为泰坦尼克号的设计者,托马斯·安德鲁斯是整个泰坦尼克故事里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创造者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毁灭。100年前的那个晚上,作为总设计师,他是第一个知道泰坦尼克号命运的人。尽管这艘巨轮号称“不可能沉没”,但在贝尔法斯特,工程师们已经预估了三种可能造成沉船的风险:
  1.它可能搁浅;
  2.它可能与另外一艘船或者障碍物相撞;
  3.另外一艘船可能撞向它。
  为了应付第一种风险,他们设计了双层底部。可能是出于成本考虑,它没有采取Lusitania和Mauretania(当时他们的竞争对手库纳德航运公司的两艘最先进的船)的双层船体设计。为了应付第二和第三种风险,泰坦尼克号安装了15个隔离壁,从而将船体分割为16个水密舱。只要水密舱的水超过6英尺,隔离壁的门就会自动关闭。还设计了总开关可以同时关闭16个水密舱。
  就当时的技术水平而言,这样的设计已经相当先进,大部分的船只有一个或者两个隔离壁防止撞击。但作为代价,头两道与最后5道隔离壁只建到了D甲板的高度,而中间8道隔离壁则只设到了E甲板的中间位置,相当于只高出水面15英尺,相当于4米多。
  根据工程师们的风险评估,如果泰坦尼克号的船头遭到迎面撞击,即使前4个水密舱同时被淹,她仍然能保持漂浮状态。如果是遭到侧面撞击,即使两个中央水密舱被淹,她仍能保持行驶。他们大概想象不出还能出更糟糕的情况,所以泰坦尼克号一度被称为“永不沉没的船”。
  那天晚上,泰坦尼克号从侧面擦向冰山,前5个水密舱被划破。安德鲁斯第一眼看到冰山所造成的损伤,立刻对这艘船的命运下了判断:最多一到两个小时。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展开的调查中,幸存者的证词说,安德鲁斯在那一刻是十分冷静的。
  托马斯·安德鲁斯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每一艘他参与设计的船,他都会跟随她的处女航,以便观察她的操作,为未来的船只设计提供参考和建议。他的上衣口袋里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记录他在船上发现的各种问题和可以改进的地方。关于奥林匹克号的本子,至今仍然存在贝尔法斯特的一家博物馆里。在泰坦尼克号上,他同样发现了一些小问题,如私人甲板上的鹅卵石有点暗,一等舱的衣帽架用了太多的螺丝。他还注意到书写室——为一等舱的贵妇人们设计的休息室很少有人用。他在想,是否应该把它变成客舱。但总体来说,他很满意。在从南汉普顿给妻子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件里,他写道:“泰坦尼克号接近人脑所能想象的完美。”
  19日,他的死讯才传到康博,传讯的人正是当年带着一支马队将泰坦尼克号的巨锚运到造船厂的人。
  贝尔法斯特:泰坦尼克号的故乡?
  贝尔法斯特冬天的夜晚,寒气逼人。站在泰坦尼克博物馆大楼的顶层,所谓的“泰坦尼克之角”像地图一样徐徐展开:码头、低矮的建筑、废弃的工地、雷根河连着贝尔法斯特湾,贝尔法斯特湾之外是爱尔兰海,爱尔兰海之外是大西洋。夜色下,女王岛的轮廓若隐若现,异常荒凉,那是一个逝去的时代的影子。
  1840年,为了拓宽和加深雷根河,从河底挖出来的淤泥在这里形成了一个185英亩的人工岛屿,后来被命名为“女王岛”。就是从这片淤泥地里,崛起了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此后150年的时间里,这个岛屿一度成为世界造船业的中心。在这里诞生的船只,曾经占了全世界的一半以上。世界上没有一个港口,不曾停泊过一艘来自贝尔法斯特的船;世界上没有一个水手,不曾拉过一根在贝尔法斯特制造的缆绳。
  由于来自日本的竞争,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在最近几十年内早已是明日黄花。他们的主要业务转向风力涡轮机,只是偶尔修一些船。但两个H&W巨大的黄色起重机,仍然占据着这个城市的天际线,提醒着这个城市与船之间曾经的关联。博物馆大楼的广场正中,蓝色荧光灯在地面上打出两艘巨轮的轮廓,每一个都足有3个足球场大。左边是泰坦尼克号,右边是她的姊妹船奥林匹克号。定睛细看,还能清晰地看到100年前铺下的龙骨。广场空荡荡的,正对着码头,一阵阵强劲阴冷的海风直灌进来,人几乎难以站立。原来,100年也不过弹指一瞬。
  以前,因为造船厂的存在,这个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海是隔离的,尤其是在建造泰坦尼克和奥林匹克的时候,这里仿佛竖起了一座钢铁的森林。
  当地摄影师R.J.韦尔奇(R.J. Welch)的一张照片,真实地呈现了100年前的那个世界——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的工人正在离开造船厂,背景里是高高悬挂着在钢铁吊架里的泰坦尼克号,一个赤脚小男孩正在喊卖《贝尔法斯特邮报》。这张照片捕捉了两个世界:那艘船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科技,最豪华的生活,而工人们正回到他们阴暗潮湿的家,没有热水,没有厕所,永远不够的面包。更重要的是,它呈现了船对于人的一种压迫性的震慑力量。爱尔兰作家费尔森·杨(Filson Young)曾经以“一个邪恶的梦”来比喻他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正在建设中的泰坦尼克号时的感受。
  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泰坦尼克号的尺寸是非人间的。
  260米长,28米宽,11层楼高,总重46329吨(净重21831吨);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三个蒸汽引擎,每个引擎驱动一个三人高的螺旋桨;
  一个舵高23.7米,重101吨,29个锅炉,每一个重达100吨,4个烟囱,每一个高47米,宽7.46米,锚重15.5吨,需要20匹马才能从码头拖到造船厂;
  船体一共用了300万个钉子。
  那个年代,人们之所以如此相信泰坦尼克号是“不可沉没”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如此之“大”。“大”造成了一种安全的幻觉,甚至使后来船上的乘客们明知船撞到冰山,仍然不肯跳船逃生。
  没有缺陷的悲剧英雄
  1910年的一个晚上,托马斯·安德鲁斯在女儿出生之前,曾经带妻子海伦去参观仍在建造中的泰坦尼克号。当时,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向他的妻子介绍那个正在钢铁子宫中孕育的庞然大物呢?他会向她解释,为什么要造这么大的船吗?安德鲁斯从16岁起在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做学徒,靠自己的努力与天分一步步走到最高层。泰坦尼克号是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由他从头到尾负责的船——不久前,总设计师亚历山大·克莱突然辞职,由他接任执行总裁。
  关于克莱的辞职,历史上有诸多语焉不详的隐笔。流传最广的说话是因为他在救生艇的数目上与白星航运公司的老板布鲁斯·伊思梅之间意见不合。卡莱认为至少应该有48艘救生艇,但伊思梅在几分钟之内就否决了他的提议,理由是太多的救生艇会挡住一等舱客人的视野。
  安德鲁斯曾经在救生艇的问题上有过挣扎吗?或者他也如此深信泰坦尼克号的“不可沉没”,从未认为救生艇是个问题?
  在贝尔法斯特,人们带着敬意谈论安德鲁斯,就好像他是一个圣人,容不得任何质疑与追问。他有一本小小的传记,是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康博政府请当地一位作家写的。那是唯一一次,一个作者有机会采访到他的家人,甚至进入到造船厂,了解他的真实生活。但那本书写得极其糟糕,充满了干巴巴的赞颂,毫无生活细节。
  根据那本传记,在悲剧发生之前,安德鲁斯是一个幸福到沉闷的人。他从小家境富裕,父亲经营一家规模不小的纺织厂,又在当地政坛颇有影响力。托马斯在四个兄弟中排行第二,其余三个兄弟都事业有成,其中大哥约翰·安德鲁斯在“一战”期间曾经短暂地出任过北爱尔兰的总理。他的童年很快乐,养蜜蜂、骑马、划船、做船模,最后一种兴趣后来变成了他的职业。
  16岁的时候,他作为“绅士学徒”加入沃尔夫·哈兰德造船厂。“绅士学徒”通常都是一些富家子弟,他们的父母付给造船厂100基尼(相当于今天的2.1万英镑),学习造船的各种知识,将来能在造船厂担任较高的职务。那本传记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赞颂他如何热爱工作,勤奋刻苦,从不迟到一次。28岁就升任设计部主管,34岁当上执行总裁。他为人正直善良,深受工人尊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从工人暴乱中救人出来。在一个需要英雄来定义对错的时代,我们很容易给一个人戴上一个英雄的光环,从此将他束之高阁,顶礼膜拜即可。就一个悲剧英雄而言,他最致命的缺陷在于:他没有缺陷。
  他的曾侄子约翰·安德鲁斯说:“他才39岁,他还没来得及犯下任何错误。”
  但安德鲁斯真的是历史所描绘的那个人吗?
  在贝尔法斯特,我们到处寻找他的踪迹,找到的却只有名字。
  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的工人们曾经捐资在他的家乡为他修建了一个纪念堂。但现在,除了名字之外,托马斯·安德鲁斯纪念堂只是一所普通小学。在市政厅前面的泰坦尼克号死难者纪念碑上,22个死难者的名字里,有他的名字。1959年,这个纪念碑因为造成许多交通事故被迁移,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意见。他在贝尔法斯特的故居——Windsor大街12号,如今是爱尔兰足球协会的办公室。门口一个蓝色的牌子上挂着他的名字。与海伦结婚后,他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居住了4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以后,他的妻子改嫁,唯一的女儿伊丽莎白死于一场车祸。
  被遗忘的大船
  作为贝尔法斯特泰坦尼克协会的主席,约翰·安德鲁斯却拒绝谈论任何关于自己家族的话题。唯一的一次,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他说,他的家族从来不谈论泰坦尼克号,因为这是如此可怕的悲剧,总是有一种羞耻感。
  这个城市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刻意遗忘泰坦尼克号——毕竟,3000人花了3年的时间建造一艘船,却在两个半小时内沉没,并不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现在,他们却迫不及待地要向世人宣告:贝尔法斯特才是泰坦尼克号的故乡。他们用一种轻描淡写的玩笑口吻为自己辩解:“泰坦尼克号在驶出贝尔法斯特之前是好的,可惜落到了一个疯狂的英国船长手里。”
  他们的不甘寂寞很容易理解:既然南汉普顿、瑟堡、哥赫步、纽约、密苏里、利物浦,甚至新加坡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都在办泰坦尼克展,为什么不是贝尔法斯特呢?毕竟,这里才是故事开始的地方。
  从几年前开始,贝尔法斯特政府就计划在女王岛的废墟上修建一个关于泰坦尼克号的主题娱乐公园。今年3月31日正式开放的泰坦尼克博物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这个气派的博物馆耗资近1亿英镑,有9个展厅,配备了各种高科技的多媒体呈现技术。但参观这个博物馆的感觉,更像是看了一部电影。博物馆里有一个豪华的大厅,据说已经接到了48个婚礼的预约。可能是因为那个大厅里有一个当年泰坦尼克大旋梯的复制品,卡梅隆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杰克就是穿着燕尾服从那个旋梯下来邀请罗斯跳舞的。
  与100年前一样,这个城市弥漫着一种因长久的等待而鼓胀起来的亢奋情绪,但它提供的更多的是事实、虚构与隐喻混杂在一起的影像体验,而非真实的历史记忆。
  “在这里,泰坦尼克号不再是历史,而是遗产。”约翰·威尔逊·福斯特教授告诉我,“遗产是所有人都同意不去置疑的东西,但历史远比这个要复杂。”
  约翰·福斯特是女王大学的教授,研究爱尔兰文学,也是泰坦尼克号的历史学家。他是第一个爱尔兰学者,试图将泰坦尼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情结”,置入北爱尔兰的文化背景之中。
  作为北爱尔兰的首府,当年建造奥林匹克号和泰坦尼克号的时代,正是贝尔法斯特最辉煌的年代。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三个中心(与伦敦、利物浦)之一,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造船业中心、最大的烟草工业、最大的纺织工业。用威廉·佩里(当年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主席)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自我造就的城市”。
  与所有自我造就的城市一样,它也混杂了血腥的暴力、冲突与阴谋。泰坦尼克号起航之前,即将出台的第三次爱尔兰自治法案正在全城闹得沸沸扬扬——天主教徒(民族主义派)想要独立,新教徒(统一派)希望留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之内,双方相互仇视,宗教与政治冲突不断激化。
  当时贝尔法斯特东部的工业成就与统一派的政治诉求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爱德华·哈兰德,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的创始人,是一个坚定的统一派。第一次爱尔兰自治法案危机时,作为贝尔法斯特的市长,他威胁要将自己的造船厂搬到格拉斯哥或利物浦。他的立场很容易理解,造船厂的煤和铁来自曼彻斯特,而英国皇家海军是他们的大客户。
  1912年4月2日,泰坦尼克号从贝尔法斯特出航时,她所代表的是统一派的骄傲,也是他们留在大英帝国版图之内的决心。而这艘船的覆灭,则成了这个城市在此后近百年内命运急转直下的隐喻——第三次自治法案通过、都柏林停工、“一战”爆发、复活节起义、爱尔兰独立战争、北爱的成立、爱尔兰内战……
  贝尔法斯特人关于泰坦尼克号的禁忌中,曾经混杂着悲伤、羞辱、负罪感,以及种种历史的伤痛。也许,今天,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将泰坦尼克号从“一段历史”变成“一份遗产”,从而在一个世纪的暴力与纷争中得到喘息与和解。所谓遗产,无非是从死亡的荒诞中找出某种生存的意义。
  一个更好的男孩
  在福斯特教授的邀请下,我们在雷根河畔的一艘小船上看了一部由他编剧的话剧的彩排,题目叫《托马斯·安德鲁斯:一个更好的男孩》。
  虽然以安德鲁斯为名,全剧却是他的舅舅威廉·佩里一个人在独白。他在回答一个记者的采访,回忆安德鲁斯。
  从头到尾,他没有提到泰坦尼克号这个词。
  一位胖胖的老太太看到最后竟然泪流满面。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因为它的克制和真实。
  福斯特教授之前写过3本关于泰坦尼克号的学术著作,但在书写安德鲁斯方面,他遇到的,是与我一样的困境——“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将我引向这个人的另一面。”
  相比之下,威廉·佩里是一个更可触碰的人物,也更复杂,更有趣。他曾经在贝尔法斯特做过两届市长,在这个城市的公共生活中留下了许多痕迹。作为当时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的主人,他的个人品位极大地影响了泰坦尼克号的设计和建造。他在贝尔法斯特老市政厅的一个办公室里,仍然保留着与当年泰坦尼克号头等舱一样的家具和装饰风格。
  威廉·佩里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傲慢、固执、虚荣,但在福斯特教授看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泰坦尼克号是那个时代的登月工程,它的建造者需要有强大的想象力、组织力、效率以及意志力。在泰坦尼克故事里,他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角色。本来他应该和安德鲁斯一起登上泰坦尼克号处女航的,但因为一个手术延误了行程。如果当时他登上了泰坦尼克号,他大概会成为泰坦尼克故事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果选择与泰坦尼克号同沉,他就是英雄;如果选择求生,他就是另一个伊斯梅(白星航运公司的老板)。
  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亚历山大·卡莱出席伦敦的听证会,作证当时是伊斯梅做出了决定,降低水密舱的高度,也是他决定将救生艇的数量从48个减到20个。
  在整个泰坦尼克故事里,伊斯梅是众口一词的坏蛋,盖棺论定的“懦夫”。还有传言说,是他催促史密斯船长加速前进,与库纳德航运争夺“蓝带奖”——最快横渡大西洋的船舶奖,从而导致了泰坦尼克号与冰山的相撞。
  这些传言从来没有得到证实。泰坦尼克号一开始就不是为速度而设计的。
  在大西洋航线上,白星航运的传统一向是追求舒适、优雅、奢侈,而非速度。他们几乎所有的船,都是由H&W造船厂造的。从19世纪60年代起,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就以“大西洋上的灰狗”著称。在泰坦尼克号之前,他们为白星公司建造的Celtic、Cedric、Baltic和Adriatic号称“四大”,是大西洋航线上最现代、最豪华的船只。
  1906年,库纳德航运公司推出Lusitania和Mauretania。这两艘船不仅在尺寸上超过“四大”,而且是第一批装有蒸汽涡轮引擎的客轮,速度达到24.5海里/小时,几乎立刻获得了“蓝带奖”。正是为了与Lusitania和Mauretania竞争,白星航运才有了建造奥林匹克级别轮船的计划——三艘这个世界从未见过的大船。“大”与“奢华”才是他们的优势。就速度而言,库纳德航运一直是大西洋航线上的王者。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萨缪尔·库纳德是大西洋航线的创始人,最早负责为英国政府在利物浦与北美之间运送邮件。1840年,他的第一艘蒸汽船Britannia用了14天时间从波士顿到达利物浦。两年后,狄更斯坐Britannia穿越大西洋,抱怨说自己和妻子以及两个行李挤在一个船舱里,就像一只长颈鹿被使劲摁在花罐里面一样。
  与Britannia相比,泰坦尼克号大概就是大西洋上的丽兹大酒店。但就速度而言,她的两个往复式引擎与一个中心式引擎根本无法与Lusitania/Mauretania的全涡轮引擎设计相比。在泰坦尼克号之后,伊思梅与妻子避居爱尔兰乡间,远离公众视线。他仍然保留着对航海的兴趣,据说他曾经为一艘名为Mersey的英国商船剪过彩,还捐钱资助过一个捕捞海难人员的基金。但他在大西洋航线上的梦想彻底终结了。
  但威廉·佩里的梦却在继续。“一战”期间,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继续扩大。1918年,亚历山大·卡莱向英国政府建议军舰与商船应该分开建造。4天后,佩里受英国政府委托,组织英国境内所有商船的建造。在《更好的男孩》中,他一直在为自己辩解:如果他们(英国贸易协会)认为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救生艇,我们能在6个星期里做出48艘救生艇来。也许他是对的。毕竟,当时英国贸易委员会已经有50年没有更新过关于救生艇安全的相关规定。他们要求所有万吨级别以上的轮船必须配备16艘救生艇,白星航运公司为泰坦尼克号配备的救生艇数量比规定的多出了4艘,但这艘船的吨位却高达46328吨。
  可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是,一艘船,为什么要造那么大、那么快、那么奢侈?泰坦尼克号是一个很傲慢的名字。在古希腊神话里,泰坦是一个与诸神作战,最终陷入迷狂的精灵族群。
  “就连上帝本人,也不能沉没这艘船。”……我们至今无法断定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后人杜撰的。
  有人说,100年前那个冰冷的夜里,上帝以一个近乎轻蔑的手势,粉碎了一个时代的自信和乐观。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不到5个星期,汉堡-美国航运公司就推出了“帝王号”(Imperator),它的龙骨于1911年铺下,长909英尺(泰坦尼克号是882英尺),吨位5万吨(泰坦尼克是46329吨),能容纳4000名乘客和1200名船员(泰坦尼克号相应的数字是2400、890名)。
  库纳德立刻宣布他们的Auitania会比“帝王号”长1英尺。作为回应,帝王号在船头加了一个铜鹰的标志,把船体又延伸了9英寸。但是不久,这个铜鹰的翅膀被海水冲走,剩下的身体不久也被卸下。“一战”后,这艘超级大船归了库纳德,重新命名为Berengaria。
  命运
  1985年,泰坦尼克号沉船被发现时,人们发现,这艘船在海底断裂成两段,裂口恰恰就在A36和A37之间。A36是托马斯·安德鲁斯的房间,A37的客人则是弗兰克·布朗神父。
  不过,这位神父已于前一天下船。当时他还是都柏林一所神学院的学生,叔叔出钱给了买了泰坦尼克号处女航的船票。他本来受船上一对美国夫妇的邀请打算前往纽约,但一封来自上司的电报要求他立刻在Queenstown下船。他终生在自己的钱包里揣着那份救命电报,他说:“这是唯一的一次,神圣的顺从救了一个人的性命。”
  泰坦尼克号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时时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命运。而命运的吊诡之处,既在于它的不可逃避性,又在于它轻易就可以有另外一种结局。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
  关于托马斯·安德鲁斯人生的最后一刻,有许多不同版本的叙述。比较可信的版本是,他正在甲板上给海里的人扔椅子,帮助他们漂浮起来。但人们更愿意相信的一个版本是,在泰坦尼克号一等舱的吸烟室的壁炉边,他脱下救生衣,久久注视着一幅普利茅斯港口的油画。也有人说,那是一张纽约的照片。
  在100年的流传过程中,泰坦尼克号有了自己的英雄和恶人。比如杰克·菲利普斯——泰坦尼克号的高级无线电报员,他坚持不懈地发送遇难信号,直到船上的无线电设备没电为止;华莱士·哈特利——乐队的指挥,他带领的乐队一直在甲板上演奏,直到被海浪卷走。他们都是爱德华时代经典的英雄模型,至死坚守自己的岗位。
  安德鲁斯作为总设计师,对于泰坦尼克号正在发生的以及即将发生的一切,他比谁都看得更清楚。在他,或者任何人的能力范围内,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艘船的覆灭,将有一半的人死在冰冷的海水里。但他仍然做着他能做的一切。
  他选择性地告诉不同的人不同的信息:对多嘴的乘务员约翰逊,他说一切都会好的;对经常与他一起吃饭的Albert Dick夫妇,他说,“她的底部破了,但只要隔离壁坚持住,她会没事的”;对精明干练的乘务员玛丽·斯隆,他说,“很严重,但不要引起恐慌”;对他最信任的John B. Thayer,他说,这艘船不会超过1个小时。当一切可做的都做了之后,他静静地站在那个吸烟室里,脱下了救生衣,思考着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他自己在这场悲剧中扮演的角色。他试图建造一艘伟大的轮船,能承受海上一切可预见的危险,但这么多生命却毁在一个他几乎没有考虑过的漏洞上。对一个习惯于寻找最细微的设计缺陷的人,这是怎样一种痛苦的领悟?
  就是那一个瞬间的意象,无论虚构,还是真实,都让我们对他充满敬意。不仅因为一个人面对死亡时的尊严,更有物伤其类的悲哀:在这个越来越仰赖技术以及技术的慈悲的时代,谁不是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
  那一刻,他的心中有负疚感吗?或者他有恐惧吗?
  在《一个更好的男孩》中,福斯特教授让威廉·佩里在最后谈到了自己的噩梦,关于汤米沉入深渊的噩梦。
  “我想要传达一些恐惧,我所感觉到关于泰坦尼克号最后15或者20分钟的恐惧。”
  “对我来说,泰坦尼克号的结局是噩梦性质的。有几个生还者回忆说它就像但丁的地狱,救生船远远地看着大船沉没。”
  “如果佩里做了关于它的噩梦,那么托马斯·安德鲁斯们曾经就活在那个噩梦里。”
  “如果安德鲁斯活下来,他也许会承认,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批评是对的:它太大,太快,太奢华,它的建造超出了人类工程的某种限度。但是,佩里永远不会承认。”
  威廉·佩里死于1924年6月6日,在前往古巴考察生意的途中死于支气管肺炎。他的遗体被奥林匹克号带回贝尔法斯特,安葬在城市公墓。死后没有子嗣。
  结局
  巨大的汤姆森干船坞,是泰坦尼克号在贝尔法斯特停留过的最后的足迹。干船坞建于1904年,虽然废弃多年,仍能闻到水草的腥味。远远看过去,就像一个巨大的空巢。这里是一切废墟的废墟。但只有在这里,我才找到一种真实的感觉:泰坦尼克号真的曾经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人们给她装上引擎和推动器,用水注满,将她推下贝尔法斯特湾。当地的一家报纸写道:“她入海的一瞬间,仿佛意识到自己的美丽与力量。”
  泰坦尼克号本来预定的出航日期是3月。但之前,她的姊妹船奥林匹克号在大西洋上与一艘皇家海军巡洋舰相撞,不得不回到这个码头返修。这一次返修,将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推迟了3个星期。如果泰坦尼克号是在1912年3月出航,而非4月,悲剧是否就不会发生?也许她会选择另外一条路线?或者那块冰山会在一个不同的位置?
  无论如何,百年之后,那艘寄托了无数希望与骄傲的世界第一游轮,如今静静地躺在大西洋冰冷的海水里。
  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奥林匹克号被悄悄地召回,重新修改了结构上的缺陷(包括加高隔离壁与双层船体)。“一战”爆发之后,奥林匹克号就被改造成运兵舰,来往于英国和加拿大之间运送士兵,被昵称为“可靠的老伙计”(Old Reliable)。如果泰坦尼克号不曾沉没,大概也是同样的命运。在一次运送过程中,奥林匹亚号击沉了一艘800吨的德国潜艇。1935年3月27日,奥林匹克号从南安普敦出发,进行第257次也是最后一次横渡大西洋航行,此后被拆毁,船上的豪华装饰出售给英国一家旅馆。奥林匹克号被拆毁后,白星航运被库纳德收购。
  第三艘船原名“巨人号”,后来改名为“不列颠尼克号”。根据计划,她本该是三艘船中最大最奢华的一艘,但她下水不久就被征用为军队的医院船,1916年在运送伤病的时候被一枚德国鱼雷击沉。她是墨菲法则的最佳例子——任何可能出错的事终将出错,而且是在最糟糕的时机。
  “被爱的、被诅咒的、被遗忘的”,在船坞,戴着鸭舌帽的导游用这三个词来形容泰坦尼克三姐妹的命运。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的第1741艘船,也是贝尔法斯特建造的最后一艘船叫Anvil Point,于2003年4月从这个码头离开。
  在贝尔法斯特的最后一晚,刚好遇上泰坦尼克博物馆大楼的一场华丽无比的烟花秀。
  散场时,突然有人说了一句:“让女人和孩子先走。”人群中爆发出欢乐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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