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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存放的女性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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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无疑是当代中国最有创造活力的作家之一。从《浮躁》到《废都》、《怀念狼》、《高兴》、《秦腔》、《古炉》,每一部都是真文学,每一部都十分精彩厚实,无论在社会论坛或学院讲坛我都给予很高评价。去年他又推出新作《带灯》,这部长篇小说出版之后,好评如潮。我读后也觉得结构别致,诗意洋溢,但是,整部小说框架中的男权主义倾向却让我难以接受。作为一个女性主义批评者,我应当坦率直言,我读后真的感到绝望,为优秀女性心灵无处存放而绝望,为千百年来的男性崇拜传统如此根深蒂固而绝望。


  贾平凹的《带灯》跟他以往创作的长篇小说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塑造了一位名叫带灯的女性形象了,尤其是关于带灯这一女性的情感世界和心灵生活的描写,更是不同前响。以往贾平凹塑造的女性形象,比如《黑氏》中的黑氏、《五魁》中的少奶奶和《废都》中的唐宛儿,给读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是女性身体和欲望,而不是她们的心灵。她们是男性眼里娇美风流的尤物,急不可待地随时准备释放被压抑的情欲。似乎唯有通过释放情欲,她们才可能实现自我。经历了长期政治禁欲的时代后,这类敢于正视身体和欲望的女性一度在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纷纷登场,虽然这些女性形象呈现了作家们运用原始的生命激情对政治话语进行颠覆和解构,可是由于过度沉浸于身体狂欢的描写而忽视了女性细腻的心灵世界。贾平凹以往的女性书写,也带有那个时期的烙印。
  到了《秦腔》,我们看到了一个性感而圣洁的理想化形象白雪,可是贾平凹主要是透过白痴少年的眼光去看白雪,所以还未全面展开,或者说,白雪也只是一个后现代社会中濒临灭绝的乡土文化—秦腔—的象征,作者还未把我们带入白雪复杂的内心世界。可是,在《带灯》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如萤火虫一样照耀他人的带灯,一个美丽的奇女子,一个拥有丰富深邃心灵世界的奇女子。这样的女子形象不仅在贾平凹以往的作品中独一无二,在大多数“乡土文学”作品中也是少见的。这是一个新颖的、引人入胜的女子形象。
  在《带灯》中,我们看到的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并置:一种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外在的繁重而又充斥着“虱子”的乡村生活;另一种是以浪漫主义手法书写的带灯内在的心灵世界。即一方面是带灯如佛般的“救世”生活,以善良之心面对一个个棘手的乡村现实中难以解决的农民之苦难的案例;另一方面是带灯孤独的、处于挣扎状态中的灵魂“自救”,试图让心灵有所寄托,最后却几乎丧失了自我而变成有夜游症的“幽灵”。可以说,一个属于“公共领域”,一个属于“私人领域”;一个属于“事功”世界,一个属于“有情”世界(沈从文语);一个是政治的、伦理的、受现实秩序约束的社会形象,一个是自然的、精神的、张扬个体自由的女子形象;一个写实,一个浪漫;一个外在,一个内心;一个兼济天下,一个质疑社会。《带灯》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外世界”与“内世界”的并置,以及这两个世界呈现出的对话和张力,这不仅开拓了“乡土文学”的深层空间—个人心灵世界的探索(尤其是女性心灵世界的探索),而且展示了文学的“内耀”之光。


  带灯的原名叫萤,后来不喜“萤虫生腐草”,看到夜晚中的萤火虫在草丛里飞,“啊,它这是夜行自带了一盏灯吗?”她因此改名为“带灯”。她长得漂亮,喜欢穿高跟鞋,长发像云一样地飘,很有小资气息,在广阔的、到处横行着“虱子”的乡村里,她显得格外特别,与贫瘠荒凉的乡镇形成鲜明的对比。带灯的身份是乡村的基层干部,被封了一个“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的小官衔,主要负责处理乡村所有繁杂的纠纷和上访事件,帮助农民解决鸡毛蒜皮的麻烦事。
  从她乡镇干部的工作身份和工作性质来看,带灯似乎属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女性形象”,但是她又超越了“社会主义新人”的意识形态,成为一个真实独立的个体。当她每日和竹子走访一家家贫困的乡村家庭时,我们看到的是一颗善良和仁慈的心。比如她在处理乡村事务时,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善”,她对竹子说:“咱们无法躲避邪恶,但咱们还是要善,善对那些可怜的农民,善对那些可恶的上访者,善或许得不到回报,但可以找到安慰。”帮助需要的人办低保、发救济、争取劳保,替生病的人开药,甚至拿自己的钱去救济。面对乡村中贫穷的女性们,她把她们看作自己的姐妹,所以她是乡村女性的“老伙计”,愿意分担村民们的喜乐哀苦。显然,她身上有“佛”性,有济世的情怀,“带灯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晕光”,如她自己所言:“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我从小被庇护,长大后又有了镇政府干部的外衣,我到底是没有真正走进佛界的熔炉染缸,没有完成心的转化,蛹没有成蝶,籽没有成树。我还像鸟一样靠羽毛维护。一天的荒废光阴是不能安然的,我觉得人生也是消业障的过程,而美丽的功业就像海上的舟船载人到极乐世界,可我……”所以“镇政府干部”只是她的外衣,她的内心是靠近“佛”的。陈晓明认为:“《带灯》则放弃了道,从儒转向了佛,只是似儒非儒,他的儒中混合着重建当代政治伦理的渴望。”周作人在《我的杂学》中把大乘佛教精神等同于大禹式的入世:“佛教以异域宗教而能于中国思想上占很大的势力,固然有其许多原因,如好谈玄的时代与道书同尊,讲理学的时候给儒生做参考,但是其大乘的思想之入世的精神与儒家相似,而且更为深彻,这原因恐怕要算是最大的吧。”在“救世”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上,的确二者有相通之处。带灯繁忙地到处帮助他人解决问题,实际上就是一种“入世”与“救世”的佛家精神和大禹精神的表现。然而,佛光是光芒万丈的,而带灯的光只是如同萤火虫一般的微弱的光—以很小的光明处于无边的大黑暗之中,这其中的巨大落差就像“精卫填海”一样,带灯如同小小的精卫鸟,知其不可而为之,用自己弱小的身躯来对抗危机四伏的乡村生活,以自己的刚强、真诚、执著和善良来解决各种利益争执,解决社会上的贫困和不公的现象。
  带灯懂得一些“药”理,不仅会给自己开药,也会给穷苦的农民开药,这“药”的隐喻可以追溯到鲁迅的小说《药》—社会是有病的,带灯就是贾平凹心目中可以治愈当下价值观混乱的社会之病的一帖药。像萤火虫一样的弱小的带灯勇于承担,怀抱沉重的社会使命感,非常可爱,也非常可敬。
  


  带灯的那些属于个人的、隐私的、抒情散文式的书信是这部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充满了文学性和个体精神,透露出了现代人内心复杂的经验。带灯的内心世界,更多地展现在这些给元天亮的信里。关于带灯的人物原型,贾平凹在“后记”中详细地描述过,原来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么一个类似带灯的女乡政府干部,也在综治办工作,她把贾平凹当作了倾诉的对象,接二连三地给他发短信,而她的信中所显示的文学感觉和文笔得到了贾平凹的肯定:“如果草木是大山灵性的外泄,她就该是崖头的一株灵芝,太聪慧了。”这个现实中的人物原型,确实给予贾平凹写作的灵感,使他完成了《带灯》。在小说中,带灯写信的对象元天亮,是省政府副秘书长,还会写文章。当带灯第一次给元天亮发短信,他居然回信了,不仅表扬她文字精美,而且还鼓励她经常来信。于是,元天亮就这样成了带灯的倾诉对象,他的回复依然简短。
  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信,是抒情的散文诗,是情书,是心灵报告,是她在个体想象空间中营造出的一个诗意化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有之乡里,带灯得以跟现实的浊世拉开距离,不随波逐流,保持自己纯净的灵魂。写信是一种自救的方式,她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一个可以寄托恋情的对象,一个可以抒发痴情的方式,一个心灵可以存放的场所。对于带灯,她自己的画家丈夫跟她的心灵距离很远,两个人的婚姻生活早已名存实亡,而她并不愿意卷入任何世俗生活中常常出现的苟且的男女关系里,比如镇长几次试图追求她,她都坚决地拒绝,唯有在给元天亮的信中她才大胆地书写自己内心的情感。她每日必须面对的琐碎繁杂的镇政府生活“常常像天心一泊的阴云时而像怪兽折磨我,时而像墨石压抑我,时而像深潭淹没我”,只有写信给元天亮的时刻是真正属于她自己的生命时刻,那个时刻,她的心是自由的、快乐的,是充满柔情与诗意的,是天马行空的。
  最初带灯给元天亮发信时,把他认作是“知己”,是“家人”,是亲戚或是邻居,是“有出息的男人,有灵性的男人,是我的爱戴我的梦想”。她起初还希望两人之间有一定的交流,至少希望对方认真地倾听她的心音,比如她在信中写道:“我拨你的电话想让你听,但我想你毕竟是忙人而我怕你不接了使我饱受打击,所以电话只响两下赶紧关掉。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为你做点啥,一手握自信,一手握自卑,两个手拍打着想念你。”到此为止,均合情合理。一个弱女子,找一个男性友人倾诉自己的心事,无可非议。然而,渐渐地,元天亮在带灯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个“神”:“你已经是我的神,我要把这种意念当作自己的信仰和真实的假设,不想着是真实的存在,和你没有关系,这样我能轻松一些,也能放开你一些,我在生活中也能坏一些野一些。”“你该是人间的大佛吧。”“你是我在城里的神,我是你在山里的庙。”“我的心突然觉得我是进了你庙里的尼姑。有这个想法我很是高兴和安然,同时也释然自己把自己从庸俗中解脱出来终于到达永恒的路口。我给自己有了定点和起点的,同时我也掉下几颗泪。像天空艰难刮落浮虚的酷霜让天空走向肃穆和冷静。让我在你的庙里静心地修行,边修边行。”在这些隐秘的书信里,带灯把元天亮从一个真实的人逐渐想象成一个“神”。她对一个活生生的男人的痴恋,已经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异性恋或柏拉图之恋,而是进入到一个有着宗教信仰意味的氛围里,希望这位“男神”能够赋予她精神和灵魂的提升,引领她超越现实的苦难。
  在贾平凹的笔下,这个弱女子的倾诉最终变成了一个弱女子的“求神拜佛”。男性的形象被无限夸大、美化、神化,而女性的形象则被刻意地压缩、卑微化、弱小化,二者变成女性仰视男权的“佛尼(姑)结构”和“庙尼结构”。从始至终,元天亮在带灯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高不可攀的,是“河岸边的大山,是依靠和方位”,是天上的星星,是“心存气魄的云”,是“接天坐地的大佛”,是她“心的归宿情的家园”,另一方面元天亮的形象又很具体:“你是学者是领导,而谁又说过圣贤庸行的话,所以我总觉得我和你在厮跟着,成了你的秘书、书童,或是你窗台上养着的一盆花草,或是卧在门后桌前的小狗小猫。”不管元田亮在带灯的信里,是以真实的男性形象出现,还是以虚幻的“佛”的形象出现,他都是一个很有权力很有神性的被夸大被美化的形象。贾平凹笔下的带灯总是依赖这个男性的“他者”形象来提升她、拯救她,来赋予她精神的力量,而她总是一个卑微、次要的配角,像跳不出佛掌的猴儿。在一封信中,带灯写道:“而女人们一生则完全像是整个盖房筑家的过程,一直是过程,一直在建造,建造了房子做什么呢?等人。”女人永远在等待男人,等待他者,等待佛的救赎,这种“被动”的姿态揭示了带灯内心世界还不够强大的一面,也突出了贾平凹作为男性作家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即男性居高临下、呼风唤雨的方式。虽然贾平凹也试图把带灯在内心世界中的畅游描写得如同“山中不安分的幽灵”,是自由自在的,但是带灯的内心总是有所依赖,还总是希望有外力来拯救她,有个外在的神来替她遮挡外界的雹冰蚀雨。也就是说,在《带灯》的“私人领域”里,个人乌托邦全靠强大的男性来支撑,她的主体性卑微之极,需要仰仗男权世界来支撑—带灯就像是一个依赖在狮子身上的虱子。
  即使带灯把元天亮想象成人间大佛,佛也未曾度她出苦海。在丑陋龌龊的现实面前,带灯似乎没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力量继续支撑下去了。在元家兄弟和拉布兄弟的恶斗中,她不仅身体被暴力而荒诞的现实所伤害,精神上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她自己患上了夜游症,她病了,从发光的萤火虫变成了黑夜中自己也不知方向的幽灵了。带灯最后的幽灵化,解构了贾平凹理想化的抒情话语,让读者感到现实的无奈:说到底,带灯的心灵仍旧无处存放,她最终还未找到精神的家园。我认为带灯最后“失败”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现实过于残酷,过于荒诞,而且因为她的个体的乌托邦完全建立在男权主义的话语上,所以还不能引领她走出现代女性的心灵困境。


  尽管我一直是贾平凹的忠实读者,可是在带灯的身上,我没有看到希望,反而看到了绝望。贾平凹所描述的带灯的心灵世界,实际上还是一个男权主义的乌托邦。在这个男权乌托邦里,想改变现实世界的女英雄只能是男性门后桌前的“小猫、小狗”,是“窗台上养着的一盆花草”,她再有本事,也跳不出男权的五指山。与其说是佛法无边,不如说是男法无边,其光芒万丈自然掩盖了带灯那如萤火虫一样微弱的光芒。有菩萨之心的带灯始终屈从男性中心的设置,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废都》中的男性话语霸权以及作者的自恋复自怜的心态,这种心态所表现的女儿观,延续了《金瓶梅》、《肉蒲团》中男性崇拜的惯性书写文人恶趣:把男性偶像化,而把女人只是看成是男性的附庸或烘托—这与《红楼梦》中“女性崇拜”的女儿观相距甚远。在曹雪芹的笔下,女性是“极尊贵、极清静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比的呢!”我们不能要求贾平凹也拥有曹雪芹的女性观,可是我们有理由向贾平凹提问:一个优秀女性,她只能是阿弥陀佛、元始天尊脚底的小尼姑或小猫、小狗吗?
  (《带灯》,贾平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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