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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科教重镇的人才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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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科教资源,曾是武汉最大的骄傲,也是最大的遗憾。这座全球大学生数量最多的城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留下自己培养的俊才。直到2017年,武汉在众多城市中率先破题。楚才不留汉的局面,会改变吗?

“每天都像打仗一样”


  武汉市江岸区惠济路上,有一所外表老旧的民宅大院。大院位于惠济路与惠济二路的交界丁字路口,与武汉市委隔街相望。与汉口的新华路等主干道不同,惠济路幽静无扰,大院在两排冠盖亭亭的梧桐庇护下,与世无争地注目着稀少的车流驶过。
6月22日,一场大雨中,武汉大学举办了2018年的毕业典礼

  这里是杨森公馆,四川军阀杨森1928年大兴土木修筑的私人花园,建国后被列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2017年,它有了另一个崭新身份:全国首个实体化招才局办公地点。与隔街戒备森严的市委大院不同,杨森公馆对外开放、出入无需登记,门口有一块红底金字的“武汉市招才局”招牌,像是要敞开怀抱欢迎所有人。
  办公地点是一栋老式建筑,室内仍然用着那个年代的木地板,走起路来咯吱作响。晚上9点,咯吱声依然响着——武汉招才局员工都没下班,晚饭后自觉回到公馆,伏案工作或接待来访者。“这都很正常,加班是常态。”48岁的武汉招才局综合管理处处长何慧超说。
  何慧超同时兼任武汉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他这样解释武汉成立招才局的原因:过往人才工作都分散在不同部门,人社、经信、科技等多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才工作职能。“就像九龙治水、撒胡椒面一样,政出多门,解决不了问题。”人才需要到处找政策、跑项目,浪费时间、占据精力,还不乏有人多渠道申报,重复享受不同部门的类似政策和资助经费。
  招才局成立后,从17个部门中梳理了81项人才管理职能,将近五年出台的65项人才政策进行优化调整,研究整合了35项人才项目资金。“一个平台一个窗口对外,统筹起来,不浪费。”何慧超说,武汉的“百万大学生留汉”以及“百万校友资智回汉”两大工程,换做组织部人才处的工作力量,“是难以搞起来的” 。
  这个思路的提出者,是前任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后者在2017年1月履职后,将人才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命市委组织部研究新型机构的定位和职能,为成立招才局做准备。此前,陈一新曾在任职浙江金华、温州期间,同样成立了招才局。
成立伊始,武汉招才局的工作就十分忙碌

  但因涉及编制增设问题,金华、温州的招才局都采取了“虚拟机构、实体运作”模式。武汉更进一步,将招才局实体化,挂靠在市委组织部,组织部部长兼任招才局局长。在冻结编制的情况下,市委组织部专门从各部门抽调在编干部,到市级招才局工作。目前,全市各区亦成立招才机构14个,配备工作人员128人。
  在2017年4月的成立大会上,被聘为武汉“招才顾问”的小米科技董事长兼CEO雷军还笑言,起初以为是招“财”,没想到是招“才”。此前一天,雷军在凌晨近2点抵达武汉,他最大的感触和感动是,为他接机的竟然是时任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首任招才局局长的杨汉军。
  这只是武汉开始对人才表达重视的明显信号之一。成立伊始,招才局就被委以重任。何慧超说,如今武汉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常要求招才局列席。而在武汉率先将招才局实体化运作并推出购房八折、最低薪酬等政策后,全国各地人才办都纷纷到访,想向武汉取经。
  “事情比过去多得多。”2018年初,何慧超开始兼任招才局综合管理处处长,工作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他的微信消息太多,已显示不出具体数量,只有一串红底白色的省略号。
  采访已是傍晚,其间他接听了5个电话,均为工作相关。头一天,他刚刚在华中科技大学(简称“华科”)给其他城市的人才學习团讲完课;采访后,他还得准备翌日会议材料。下一周,他将同组织部部长兼招才局局长一道飞赴海外,做武汉全球引才工作。
  “每天都像打仗一样。”武汉招才局青年人才处处长石柏林同样忙碌,他在准备几天后的一场宣讲发言,但这次宣讲不是为了引才,而是为了纪念一位之前病故的同事和领导——深夜接机雷军的杨汉军。
  杨汉军病逝于2017年8月9日。生前10天,他曾辗转波兰、以色列、俄罗斯等国家开展武汉全球引才工作,10天内行程1万8000公里,搭乘3趟红眼航班,此后突发心脏病因公去世。2018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杨汉军“全国优秀组织工作干部”称号,并在组织系统广泛开展向杨汉军同志学习的活动。
  “像打仗一样。”这是成立一年多来武汉招才局的态度和强度。武汉招才局提供的材料,彰显着他们“招才引智”的决心:“不是阶段性地设立‘临时机构’,而是规范有序、常态运作的专职招才部门……不是应时应景的‘突击工程’,而是着眼武汉复兴、未来发展的长远战略。”

楚才东南飞


  武汉复兴,首要目标就是留下武汉每年数以30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在何慧超等干部看来,这是武汉“真正的富矿”。2017年2月,武汉启动“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力争5年吸引100万大学生留汉,并在全国范围率先提出大学生无门槛落户。
 2月23日,武汉一人才市场举办的新春首场大型综合招聘会上人头攒动

  2018年,这个工程提出了另外一个口号:“留汉不留憾”——长期以来,武汉都被标记为一座“充满了遗憾的城市”。其标记之一就是,留不住人。
  这座地理位置优越的交通枢纽,拥有包括7所211在内的84所高校,在校学生逾120万,是全球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之一。但过往,被武汉高校培养的楚才,多数人并未选择留在武汉。他们像孔雀一般,源源不断地东飞、南下或北上。
  武汉互联网招聘信息平台WHITer负责人王亮2010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区)。那时全班30多人几乎都离开了武汉,包括曾经的他在内,多数去了长三角、珠三角发展。“唯一留下的是个女生,还是武汉人。”王亮说,“我们学校算是211了,武大(全称‘武汉大学’)、华科留下的就更少了。”
  华中科技大学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从就业单位地域分布看,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生超过50%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就业。”该校近年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透露,选择签约就业的本科毕业生中,留在湖北的比例约在25%上下。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简称“华中师大”)也大致在这一比例。华中师大学生就业工作处副处长郎东鹏说:“每年留在武汉的比例约有17%~18%,10年来变化不大。”
  “2013年、2014年之前,基本上是净流出状态。”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中心主任秦尊文说,“主要还是产业吸纳能力有限,这跟武汉民营经济不太活跃有关系,待遇很低。博士能留下的可能就几个点,研究生也很少,本科生留下的不超30%。”
  学子不留汉,只是武汉过去发展的一个缩影。“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是很多人对武汉发展道路的形容。作为“九省通衢”,清末民初的武汉曾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坐拥两江三镇。武昌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的写道:“武汉应略如纽约、伦敦之大……若以之建设,亦是理想上之城市。”武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科教资源,就得益于清末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布局。
  直至1949年建国后,武汉的地位也举足轻重,作为中南局所在地,一度中央直辖。“一五计划”中确定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武汉钢铁厂(武钢)、武汉重型机床厂(武重)、武汉锅炉厂(武锅)等7个项目皆在武汉,包括今日仍川流不息的武汉长江大桥在内。“清末民初、20世纪50年代,是武汉发展最好的两个年代,全国范围内仅次于上海。”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说。
  但在改革开放后,武汉发展步伐降了下来,甚至有所衰落。邓小平在80年代末提出“两个大局”,第一个大局就是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使之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此大局。一个佐证是,改革开放之初,武汉市上缴中央财政比例达83%,留成比例只有17%;而同期沿海开放城市则有“5年不上缴”等特殊政策。
  “那个年代沿海都要向中央要政策,武汉等地就被牺牲了,中部塌陷就是这样塌陷的。”伍新木在80年代曾在省人社厅任职,专门写报告论述这一问题:上缴财政比例过高,导致了武汉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市民薪资普遍较低。
  而面对降速的社会经济与不停外流的楚才,武汉能做的则非常有限。张小龙和雷军这些如今呼风唤雨的互联网大佬,都是武汉走出的楚才。这让武汉的干部感到可惜。“都是痛,所以我们不是抢人,是留人呐。”何慧超说,“过往武汉也想过要留才,但没有一个好招,也没有那么急切。”
  一个直接原因是,曾有直辖史的武汉在80年代成为计划单列市前后,“省市关系非常不好”。伍新木自80年代先后任武汉人大财经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他回忆了一则趣事。80年代中期,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吴官正想引进外资,与外商约在了省厅谈判,作陪翻译的是一位英语流利的省科教厅年轻女科长。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

  双方商谈进展顺利,商谈一个多小时后进行午餐。但在用餐时,省厅女科长突然用英语对外商说:“你跟武漢市委书记谈一点用都没有,得跟省厅谈。”女科长的话不无道理。在当时,武汉市要做任何事,都需要经过省厅层层审批,才能落地。
  吴官正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同样不错。他听懂了这句话,后来在无数个场合提及,表示武汉市的权力太小,发展受限。那家外商最终没能引进来——直至1992年,整个武汉都没有一家外资企业。
  武汉上缴中央的财政,也多数被交给了湖北省反哺其他地区。“因为湖北很大,发展也滞后。武汉多给省里,省里向中央返还时就少一点,听起来好听一点。”伍新木说。武汉城市基建,也多因此掣肘,被笑为“中国最大的县城”。
  王亮家在江浙一带,他至今还记得自己2006年初到武汉时的第一印象:地面脏乱不堪,交通拥挤,“那时的武昌站就像乡下一样”。当时,王亮的想法跟如今很多刚来武汉的学子一样,“赶紧毕业离开这鸟地方”。

何以留汉


  上大学后,王亮谈了武汉籍女友,跑遍武昌、汉口的大街小巷,到毕业时看法已有很大改变。“相信2006、2007年开始在光谷上学的同学可以切身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变迁。”王亮说,“看着光谷从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发展成今天这样,让我对这座城市稍微有了点期盼。”
  光谷,亦称“东湖高新区”,是武汉从一座工业城市转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最大尝试。进入21世纪后,武汉在光谷以光电子产业为主导,聚集起了一批高新技术和互联网企业。今日光谷已初具模样,但中心地带的大转盘仍被工地环绕,将建设亚洲最大的地下商业综合体。时值下班高峰,车流寸步难行。同行的两位朋友都在武汉读的大学,时间跨度从2010年到2018年,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大转盘他们上大一时就在修,直到毕业都未修好。
  建设中的光谷,是近些年武汉大搞基建的一个缩影。最多时,武汉同时有5000个工地开工,城市负债一路走高,主政市委书记阮成发还被市民冠以“满城挖”的绰号。身为武汉人的他表示这是在为武汉的过去还债。他说,若干年后,当人们回头看,如果不这样做,“会对不住这座城市”。
  这些建设都在为武汉以后吸引足够多的人口做准备。2018年,武汉开始在光谷推进存储器、航天业等国家级新基地建设。何慧超说,武汉要与其他城市形成错位竞争,“挖掘自身资源禀赋引进产业所需要的人才”,在第二波人口红利中优化武汉人口结构。“政策都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人才已取代土地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

  “现在的人才工作,内涵和外延都比过去发生了很多变化。”招才局任职半年后,何慧超如此总结自己的体会。比如,组织部负责党管人才,聚焦高端人才。“现在既是政治工作,但更多是一种经济行为,所以工作越干越多。”
  2017年“两个百万”元年,效果立竿见影。整个2017年,武汉大学生留汉达30.1万人,包括14.7万在汉应届生、4.3万外地高校应届生、11.1万往届生。而据石柏林透露,从2018年的情况看,留汉大学生数量总数已超50万,任务完成量超一半。9场校友资智回汉专场,签约项目投资额也达1.3万亿元。
  华中科技大学相关负责人则表示,留汉毕业生逐年增多,2017届毕业生中选择就业的有接近1/3留在武汉就业创业。“毕业生越来越看重个人发展空间及晋升渠道,当然各地人才优惠政策及地区因素也会影响到学生就业选择。”
  相较于其他地区在落户门槛、补贴上做文章,武汉推出了两大针对大学生的政策:大学生八折租房买房、应届生最低薪酬指导价等,二者与落户一起,被何慧超誉为“三件法宝”。这是招才局聘请第三方机构,针对大学生户籍、薪酬、安居、服务进行调研后制定的政策。
  “比如调研显示,大学生毕业后前4.7年都是租房,之后买房需求猛增。95%的大学生认为单租最好,不搞合租合住。面积实际需求比我们想象的还小,平均37个平方米足以。”石柏林说。
  6月9日,采访前两天,石柏林在现场见证了首个八折购房现场的摇号。位于武汉东西湖区“临空港青年城”首批392套房源。总共报名1万余人,符合条件者1853人。中签者可在三种小户型中选择,以低于市场价20%的6800元/平方米购入。2017年毕业留汉的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毕业生胡振幸运地摇中一签。他来自黄陂木兰山,中签能为他“省下来十几万”。
  胡振说,当天摇号现场十分壮观。上千个人,出了地铁口就一路向会场狂奔。会场能够容纳3000余人,摇号学子和家属分在两个区。摇号时,原本坐在凳子上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仰头目不转睛看着屏幕,场面壮观。“这绝对是痛点,绝对没错。”石柏林目睹了这一幕后说。
  政策并非没有质疑。采访间隙,招才局干部带我走进了市委大院——曾经的中南局办公所在地,建國后武汉一度辉煌的见证。何慧超和石柏林偶遇了一位市政研究室干部,后者闲谈间问及招才局推出的毕业生最低薪酬政策,似乎是想要弄清政策出台背景与依据,语气不乏质疑。
  2017年底,武汉出台大学毕业生在汉就业指导性最低年薪标准:本科5万、硕博分别为6万与8万,而根据“前程无忧”调查,2017年武汉本科生起薪仅约3300元/月。石柏林解释,这些标准都是软性而非强制的,但有实际意义。“首先大学生跟企业谈判时,会有一个标准和筹码,倒逼企业提薪。”
  “虽说薪酬制定应是市场行为,但政策能对市场有引导。”石柏林说,“武汉工资很低,这也是痛点。不能满足最低薪酬指导价的企业,还真不一定是武汉市真正需要的企业。有一种倒逼机制在内,还能惠及周边城市。”
  这话听来似曾相识。与中国很多城市一样,武汉重大的经济发展节点,都离不开政府行为刺激。早在“满城挖”前,建国后落户武汉的武钢、武锅、武重等重点项目都在2000年后逐渐搬离主城,只剩新中国首座横跨扬子江的武汉长江大桥,仍在奔腾的江水之上默默地履行着使命。
  “直到15年以前,武汉还有很多纺织女工,现在一个都没有了,转行了。”秦尊文说,如今武汉市区已没有一家纺织企业,都搬至周边的咸宁、孝感。取而代之的智能物联网汽车等高新密集产业,代表着武汉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些产业既是资金密集型,也技术密集型,都需要人。”

招才之后呢?


  “百万大学生留汉”工作速度比想象中快,但或许更为值得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招才后呢?”2018年,各大城市间上演的“人才争夺战”引得诸多学者发声:这些城市是否有足够的产业承载力和公共服务去匹配落户大学生。
  石柏林说,武汉在搭建一个市级统一就业平台,“将所有企事业单位招人的岗位捞出来,一个区一个区地捞”。所有岗位满足最低薪酬标准,不满足的一律删掉。“只要大学生来,武汉1∶1匹配就业岗位”。目前,该平台已打捞出15万个符合条件的岗位。
除学术水平外,武汉大学也以樱花景色闻名

  对于武大、华科、华中师大等重点高校而言,政策效果还有待时间检验。“更多的人是因为家庭或恋人原因留下的,而并非武汉这座城市本身的吸引力。”武汉大学2017届硕士毕业生韩青说,湖北或周边省市的人会更愿留下来。家在湖南的她因男友留在了武汉,从事地产行业。她说不会购买八折安居房,“这种房子没有升值潜力,而且一般比较偏远”。
  即便如此,面对一线城市高不可攀的房价和壁垒,当武汉表达出一定诚意和潜力,也有离开的人归巢回来。王亮2011年为女友回到武汉,2016年开始兼职做起WHITer平台。“回流比前几年多了很多,很多人都在观望。”王亮说。
  35岁的武汉人汪涛通过WHITer平台,2016年回到武汉。上海打拼多年后,他仍然无力承担高房价,也为孩子教育发愁。“至少先把房子买了。”他在武汉找到的工作薪资比上海砍了近一半。而在日新月异的IT行业,他感到武汉能学习的东西也有限。“很多业务以外包为主,技术、思维都比较落后。”但为了孩子和家,他不得不回。
  武汉招才局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趋势:一线城市的高壁垒,让诸多人才因无法享受良好的公共服务而回流、撤退,而这就是武汉要补齐并发力的地方。为此,武汉已开始酝酿留汉2.0政策,着重大学生留汉后公共服务配套升级。
  2.0政策将包括增开幼儿园、儿童医院等政策。成立招才局前,武汉已着手补齐所有市属医院中儿童医院的短板,并在全国范围内预定、招募儿科医护人员。同时开始建设40所幼儿园与小学。“要保持战略定力,不降低门槛,也不搞补贴,只着重优化。”石柏林说。
  每次回武汉,汪涛都感觉到家乡在发生变化。2006年要坐一个多小时大巴到达的光谷,如今坐地铁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他生长的大街小巷,说普通话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以前几乎没有说普通话的”。
  但往上比,武汉吸引力仍然有限。京沪筑起高墙之后,更多人选择流向深圳、广州。2017年,两地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62万、45.5万,全国前二。深广一年新增人口,几近杭州、武汉等8市之和。武汉新增14.8万人,全国排第六。
武汉大学樱园学生宿舍

  “武汉费了这么大劲,也差一声不响的深圳很多,证明产业发展还有很大差距。”秦尊文说,好在国家开始重视武汉了。这两年中央领导多次前来视察,也能说明武汉战略地位提升。而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考察路过武汉,只在武昌停留了30分钟发表讲话,表达改革决心,连火车站都没出就南下深圳了。
  深圳也是武汉招才局谋划中的下一站。何慧超说,武汉人才工作将逐步由政府交给市场。下一步计划,是打算在深圳采取相关手段,探索市场化机制开展运营招才工作。
  “經济活动也是能策划的,可顺势而为,也可刻意而为。”何慧超说,“人才工作,做与不做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一年多来最大的体会。”
  (文中王亮、汪涛、韩青为化名。感谢WHITer为此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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