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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藻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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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在一九五二年全国院校合并时被武断地撤销之后,再也没有市场。吴文藻等一些之前从事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专家们,分散各处,改行他用。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初,曾有过呼声,重建社会学的步伐也迈了几步,但这个开步,很快便成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罪状,从此,社会学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将社会科学中整整一门现代学科,推到了政治对立面而判刑,此后,只要一提起社会学,便是资产阶级的复辟。
  有关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一切,本应当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内容,“从脑袋中全部抛出”,这是吴文藻从社会主义学院改造后发出的誓言,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社会学植入吴文藻的头脑之后已成本性,如何抛得出去?只要有时间,他会下意识地抓起社会学的著作,津津有味地读起来,会忘我地在书上划起道道来。他明示于人的理由是在批判,可是,除了特指要求之外,并没有给他批判的任务呀,所以,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需要。而这时他所承担的《辞海》修订、外交资料的收集、民族学“三套丛书”的审定,让他有足够的理由、以批判的眼光阅读有关西方社会学的著作。
  批判也是一种阅读、一种接近,“文革”及之前,多少西方的论著与文学作品、美术与电影,都是以这个理由走近我们的,包括那时的“灰皮书”与“黄皮书”,间接起到启蒙与开智的作用。吴文藻是翻译“灰皮书”的人,这种接近就比一般读者更甚一步。在尼克松带来的“客人”中,便有大量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专家,一九七二年,吴文藻参与接待了来自母校达特茅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专家,接待了日本和欧洲社会学界的重要学者,这些接待与交谈,都使得吴文藻对“二战”之后社会学的发展,有了较多的了解。这些专家和学者回去之后,又寄来大量社会学的旧书新著,吴文藻也就有了“批判”的内容了。一九七三年底,达特茅斯时的同学劳伦斯,通过多种途径,打听到了吴的通讯地址,给吴文藻写了一封长信,同时寄来了十七部社会学的重要著作,几乎将一九四九年后,美国出版的重要社会学著作都寄了过来,这令吴文藻兴奋不已,不分昼夜地攻读,企望将缺失二十几年的课都补上来。无论是中宣部,还是教育部,凡是需要了解与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都得找上门来,请吴文藻开列书单,甚至还得提供文本。吴文藻也不知道是被“重用”还是被“盯住”,无论从正反两面要了解社会学,可以说都离不开他。
  一般来说,新时期恢复社会学始于一九七九年春天,中共中央从一至四月召开理论务虚会,为的是厘清“文革”中被搞乱了的许多理论问题。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期间做的那个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提到了社会学要赶快补课,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实际上,学术界恢复社会学的呼声,在一九七七年便出现了,标志可能便是吴文藻编写“社会学主题词”。对于此类资料性的活,二十余年吴文藻没有少做,但涉及社会学时,往往都会冠以“资产阶级”,而这次的主词却是客观词语“社会学”。在吴文藻的主持下,费孝通、林耀华等都对“主题词”的内容进行过讨论。恰在此时,吴文藻又收到了一大包从美国寄来的社会学著作,为主题词的编写提供了新的资料。
  真正带头挑起恢复社会学重任的人,却不是吴文藻,而是他的学生费孝通。费孝通后来在恢复社会学的许多讲话与文章中,一再讲到恢复社会学是由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为的是表示这个行为的合法性与正统性,甚至可以视为政治任务来完成,他个人只是执行者,并低调表示,他个人已近古稀之年,完全是勉为其难。这种高要求、低姿态的做法,也算是“心有余悸”吧。其实,在邓小平讲话之前,便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在编辑完成“社会学主题词”之后,费孝通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九七七年)给胡乔木写信,提议和陈述恢复社会学的想法。这天,吴文藻起得晚一些,八点多钟费孝通便敲开了老师的家门,出示了昨夜起草的致胡乔木的信,就有关内容,尤其是将信递到胡乔木手上的方式,进行商讨。冰心也加入到讨论中。在讨论过恢复社会学的一些具体做法后,费孝通还是希望以老师的名义出面,或者以共同的名义出现,吴文藻没有同意,原因是他正在生病,情绪并不乐观,连日睡觉休息,感叹“无力做事,这次受伤很大,老了不行了”。最后,老师答应会尽力响应、鼎力支持,但重任将落在费孝通的身上。当天的日记,吴文藻写道:“迟起,8:45孝通来谈,示以给胡乔木信稿,就内容及递信方式相商。我自己闯路,推进学术研究,我当然予以支持,但我自己感叹已力不从心。”也就是从这一刻起,费孝通接受了恢复老师建立的中国社会学、再次“出征”的任务,吴文藻将在后台擂鼓助阵。
  那时,胡乔木日理万机,但他没有忘记此事,交代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与费孝通交谈。一九七八年七月中旬,邓力群与费孝通单独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交谈,主要内容是:恢复社会学,恢复到哪里?自一九五二年以后,这门学科在中国取消了二十六年,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世界社会学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两眼一抹黑,所以说,要恢复社会学,首先就要搞清楚目前这个学科的现状。邓力群的谈话很内行,并且就如何摸清目前社会学的状态,想听听费孝通的意见。费孝通当然是有备而来,他简单地陈述了英国的状况,但他说可能是“历史”而不是“现状”,之后谈到美国,他说到当年燕京大学的同学杨庆堃等人在美国做社会学研究,还有其他熟悉的人,有些人在尼克松访华后也都访问过中国,有所接触,因而他向邓力群建议,与美籍华人建立联系,请他们按学科,将最近二十年干了些什么,做些简要介绍,这是取得学术情报资料的一个捷径。这个提议,颇受邓力群的赞同。
  与此同时,就恢复社会学广泛征集意见,这既是一个舆论的准备,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黄淑娉、林耀华先后找吴文藻,就他们撰写的社会学 “简况”进行讨论,吴文藻提出修改意见并补充材料,“谈足足两小时”,直到开始感到气短,方才停下。此时,《光明日报》连载《未来学》的文章,吴文藻提醒,“社会学对此门新学科最为敏感”。七月二十八日,费孝通来访,反馈社科院也在广泛征求意见,“并已通报有关几个所提问题”。七月三十一日,吴文藻结合西方人类学家同苏联人类学家举行学术交流情况,约请费孝通商谈,对于人类学领域,提出他的初步构想和意见。吴文藻此时虽常有病痛,但思想活跃,尤其是对未来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感觉敏锐,认为是新课题:“未来研究(到二零零零年)与超工业时代有关,不过未来学那篇文章未明言及之而已。美苏社会学界都对此主题进行研究,我国看来是由哲学来进行研究。唯我认为应建立社会学机构来担任研究,首先密切注意今后十五、二十年内科技的发展趋势,其次探讨科技超速发展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后果。”为此,吴文藻重新翻阅三十年代美国新兴起的两个社会学派:一是默顿的“知识社会学”,二是有关“人文区位学”,联系未来学的观点,理解得更深刻一些了。“新兴的环境学是从这门边缘科学派生出来的。” 十月十八日,吴文藻到民院三号楼教研室,与教育部第一司陆司长讨论正式建立社会学系及民族学系的问题。从现有条件看,北京的人民大学首先设置社会学系,吴文藻自告奋勇,如果师资有问题,他可以在人大开课。恰在此时,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二十人来访,其中就有社会学家,他们“要求专门找时间与吴文藻交谈”,吴文藻从中了解到美国社会学的有关情况,但他婉拒了对方要求谈谈中国社会学的问题,表示“目前谈社会学尚非其时”。
  到此时,上层的工作已经鼓动起来了,本来是由费孝通向上反映和传递有关信息,到了一九七九年初,也就在理论务虚会议期间,胡乔木开始催问社会学的问题,这次不是用“恢复社会学”,而是用了“为社会学恢复名誉”。费孝通连夜将这个信息报告了吴文藻,吴文藻提议召开一次“社会学座谈会”,会前,在校首先召开一次为举办社会学座谈会的座谈。一周之后,费孝通主持了这个座谈会,到会者有吴文藻、吴泽霖、林耀华、陈永龄等人。座谈会后,吴文藻整理完成“美国社会学动态资料”,费孝通则完成了“关于建立社会学的意见”。三月一日,美籍华人、社会学者杨庆堃应邀来访,同日出刊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通讯》第十九期,发表了《关于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意见》。
  由于这一系列活动的展开,催生了中央的最后决策,这个决策是在同一天由胡乔木与邓小平在上下午先后宣布的。三月十六日,“社会学座谈会”(另一说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总工会招待所举行,胡乔木以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身份发表讲话,宣布正式恢复社会学,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中国社会学。费孝通做了《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的发言,因为在一九五七年酝酿恢复社会学时,他曾有一篇文章《为社会学说几句话》,显然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发言,他回顾了社会学发展的艰难历史并提出“建设一门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学”。恢复后的社会学应该从哪里着手,费孝通也没有明确的说法,他只是笼统地提出首先要开展社会问题的调查:
  不妨从当前存在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的调查入手。通过社会调查,我们才能有系统地、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情况。这是我们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必要材料。通过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对具体社会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我们才能搞清楚这些社会问题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矛盾,然后才能正确地采取恰当的方式来对待这些矛盾,以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从了解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我们才能总结出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规律,使我们能更好地按规律来处理我们社会生活各方面不断发生的变化。社会学的理论就是从实践里总结出来的那些具有规律性的认识。会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工作。
  费孝通的讲话,还没有来得及提到社会学的理论问题、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问题,多从社会学的实用性进行阐述。自然,田野作业与功能性是马林诺夫斯基功能学派的重要内容,也最容易取得官方的理解与支持,刚刚恢复名誉的社会学不可能走得那么远,依然强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遗憾的是,吴文藻因病未能到会,这个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社会学,当它正式恢复名誉之时,“社会学中国化”的“始作俑者”却不在场。但在之前,他已写好了发言稿,名为《社会学与现代化》,一个非常超前的命题,他从环境保护、后工业社会、现代化中的电子工业、信息时代等当时在中国还属萌芽的一些观念,与社会学建立了联系。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学应该服务于现代化、服务于后工业社会,也只有社会学的兴起,才可以较早意识、发现和解决后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的问题。
  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这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吴文藻也因病未至现场,冰心出席了大会。在讲到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时,邓小平认为:“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我想,对于这两方面理论工作的比例来说,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将社会学并列于政治学与法学,看似轻描淡写,实则一字千斤,撤销多年的社会学在这个并列中,苏醒起来,原来是可以与政治学、法学并列的,邓小平还说这些理论忽视了多年,得“赶快补课”!冰心回家,立即将这段话背给了吴文藻听,也让这个一辈子为建立社会学奋斗的老学者热血沸腾。
  这一天是中国社会学再生的日子,中国社会学应该永远记住的日子,为了这个日子的到来,为了让“社会学”与“恢复社会学”几个字从邓小平、胡乔木的口中说出来,费孝通、吴文藻等展开了一系列的努力,没有那些努力,这个标志性的日子也许不会那么快到来。费孝通、吴文藻们将社会学那个皮球,艺术地、谨慎地运到了胡乔木、邓小平的手上,他们接住球并将球发出去,以后的恢复才成为可能。一个学科的恢复,没有这个最高权力发出的球,也即是古代所称的“尚方宝剑”,要继续向前运作、进球,恐怕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与困难,运球人难以胜任,甚至难以说服与燃起那些因此而遭灾的老知识分子的热情,也难以号召新的力量加盟这个需要热量的学科方阵。所以,费孝通绝口不提之前的努力,完全以这个日子为起点、为标志,他在一九八零年的春节团拜会上是这样说的,在天津的演讲中也是这样说的,并且表明是胡乔木主动约谈,而启动恢复社会学工程,当时他有畏难情绪,社会学中断二十多年,教学与研究人员也死的死了、老的老了、走的走了,如何恢复?在一篇纪念吴文藻的文章中,费孝通还将邓小平排在胡乔木的前面。他以这个低姿态,取得了领导的信任,也得到了学界的支持,体现了这位江南才子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姿态。
  而吴文藻在病中,迫不及待地将费孝通亲自送来的邓小平、胡乔木、于光远等人讲话和他的几篇文章,一字一句地阅读与咀嚼,其中滋味不知是甜是苦、是酸是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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