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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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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


  二里头考古队,陶器陈列室。
二里头考古队陶器陈列室里的陶器,其中小陶方鼎很可能是铜方鼎的模仿品,暗示二里头存在铜方鼎的存在

  一个暗褐色的小陶罐吸引了我的目光。在这一堆二里头风格的盆盆罐罐里,它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小小的,像现代人装咖啡方糖的小罐子。
  陶罐修复得很好,几乎看不出裂痕。考古队的技師在多年的经验里训练出了一种对物的本能。一桶碎陶片,用手一摸,甚至不用看,就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哪一期的。
二里头考古队陶器陈列室里的白陶酒器,白陶高岭土做的,烧制温度更高,由含铁的多少,呈现不同的颜色

  许宏提醒我:“你看,这个陶胎偏厚,颜色斑驳不纯,是火候过低造成的。上面还有篦状刮痕,这是非常典型的岳石文化风格。”
  岳石文化(约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500年),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东部和江苏北部,与二里头文化及部分二里岗文化同时期。有人推测为夏商时期的东夷文化。
  “我们测过,是用本地的陶土做的,所以,一定是东边来的人,顽固地坚守它的文化传统做的东西。”
  这个小罐子是二里头二期墓葬出土的东西。罐子曾经被打碎过。这是当时墓葬的特点之一,并常常撒上朱砂。至于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它的主人显然不是一个贫民。因为贫民的墓穴里什么都没有。在他的墓穴里,还同时出土了一些日常陶具,包括食器与酒器。
  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的阶级分层已经很明显。在《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一书中,日本学者宫本一夫曾经就二里头二期的墓葬结构与随葬品分析当时的阶层构造,认为可以分为5个级别——最下级是没有随葬品的,或只有极少数随葬品;其次是葬有鼎、罐、盆、豆等日用陶器;再上一级,除日用陶器外(或者是几乎没有日用陶器),还伴有爵、盉(音同“合”)、觚(音同“孤”)等酒器;再更上一级的墓葬中,除了酒器组合外,还伴有玉器和铜铃。
  对考古学家来说,陶器的造型和装饰是一种文明的具有决定性的物质特征之一——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同,长期积淀下来的某种使用器物的潜意识,或者日常审美,或者说是为了生活习惯的方便,会造成物质上的差异。尤其是在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通过对陶器最细致入微的观察,可以揭示出社会、文化与宗教的深刻变迁。
  据最新考古研究发现,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陶器在中国,并从江西的仙人洞遗址和湖南的玉蟾岩遗址开始向外扩散,先后到达俄罗斯和日本,并在亚洲地区被保留了下来。
  但对我这样一个门外汉来说,面对这一排排锅碗瓢盆,内心只觉一阵茫然。明朝的生活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有小说,我们可以在小说里想象这些瓷器是怎么被使用的。但这一排排架子上的锅碗瓢盆,却让人难以想象3000多年前人们生活的细节。这个小罐子,让我第一次觉得想象有了可依附的对象。这个陶罐的主人是谁?一个来自东方的人,为什么会来到中原的都城?为何死后要将这样一个故乡风格的陶罐带入墓地?他们认为死后会发生什么?
  许宏总是说,考古学家擅长于在一个长的历史进程中宜粗不宜细地观察,推断人口的迁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但偶尔也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从一件器物中窥见一个古人的思乡之情,大概与我们并没有多大区别。
  我努力回想现代厨房里的锅碗瓢盆,还有多少带着3000多年前的这些印记?
  鬲(音同“立”),一个长得很奇怪的炊具,由一个罐子和三个尖底瓶拼合起来,像三个口袋扎在一起。三脚支架估计立得很稳,放在火上煮,受热面积也大,但制作起来想必不容易。
  甑(音同“赠”),一个半圆形的陶器,底部有几个透蒸汽的孔格,可以套在鼎、深腹罐或者鬲上面,利用其中的蒸汽将里面的食物煮熟。
  大口尊,体型巨大,显然是酿酒和贮酒用的,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类似的大酒缸。许宏提醒我,这个大口尊与甲骨文的“酉”字是多么相似,比殷墟和西周时期的大口尊更像。会不会这个字形是二里头时期造的,并一直流传到了商周?
  一个大口尊的口沿上还刻着一个貌似眼睛的图案。许宏认为,二里头一定存在文字。“二里头的整个国家机构太复杂了,政令的传达和传播,如果没有文字,仅靠口耳相传,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只是十几个小聚落,几个小喽啰兵跑着就能去告诉,但二里头管控的是一个方圆二三百公里的广域国家。”
  豆,一种盛食器,长得跟甲骨文中的“豆”字一模一样,莫非原来是盛放豆子的东西,后来以物指器,就成了今天的豆的意思?
  刻槽盆,大概是加工食物用的,盆的内部有一道道刻槽,可以将食物磨碎,大概相当于后世的擂钵。
  …………
  这样复杂的门类,至少说明当时的人们对吃这件事情是很讲究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原主任杜金鹏告诉我:“相比之下,别的地方就是一个鼎或一个鬲,考虑的只是吃饭问题,但二里头的锅碗瓢盆,却能分出好几十个门类。每一种陶罐都有不同的用处,功能分得越细,说明他们的生活过得越精细。”
  去年在英国采访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时,她曾经说过,在她的心目中,最能代表中国的物品是新石器时代煮饭用的陶罐。
  “早在青铜器时代之前,你们的祖先已经用陶罐来煮饭了。因为你们种的是稻谷,稻谷必须高温煮,而我们种的是大麦,大麦不需要煮,只要研磨,加一点水,烘焙就可以。所以,你们的食物是软的,而我们的食物是硬的。你们开发了湿的食物,而我们开发了干的食物。直到今天,在英国吃东西仍然是又干又硬,无论蔬菜肉类,都是如此。”
  她认为,蒸煮的传统可以解释很多关于中国的疑问。比如,西方人用青铜制造刀剑武器,而中国人却用青铜造礼器,为什么?
  “这是因为你们对祖先的态度: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供奉祖先。”她说,“正因为蒸煮的传统,早在青铜器时代之前,你们已经开发了非常复杂的技术与仪式,为死去的祖先提供食物和美酒。所以,当青铜这样一种珍贵的技术出现时,你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制造青铜礼器,祭祀祖先。”
  今天,当然没有多少中国人会相信,人死后还要吃饭喝酒,子孙如果不向祖先供奉美食美酒,祖先将招灾引祸于他。但每年清明,我们仍然为死去的亲人点上香烛,奉上薄酒,这种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終归还是在我们的基因之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痕。
  也许,这就是我们要追寻历史,尤其是那么久远之前的古史的原因。在一篇关于黄帝的小书中,钱穆先生谈到为什么要用这些文字来叙述中国古史上的几个大人物:“他们的事迹虽茫昧不明,但我们却不得不讲。一人幼年时期虽然记不清楚,但极重要。有些事可以影响他一生,成了他深沉潜在的精神。他长大后,追忆儿时,虽然不免掺杂他后来的想象,可是背后操纵这个想象的,仍然有他儿时留下来的成分。这就是说,我们从文化的大体上看古史,纵有后人的想象,仍然充满着古人的基本精神。我们看到古人的艰辛创造,看到他们的成就,看到他们的后嗣绵延到现在,这绝不是一件无价值或偶然存在的事情;从这里生产出来的中国文化,也绝不是不值一顾的废物。”
  来到二里头,就是为了追寻那段遥远的历史。
  今天的二里头只是中国一个人口不足5000人的小村庄,但3000多年前,这里是整个东亚大陆最发达的城市。用许宏的话说,这里是东亚大陆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是政治意义上“最早的中国”。
  二里头的“中国之最”
  最早的城市干道网
  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
  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
  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
  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
  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
  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
  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此外,大型“四合院”建筑、玉质礼器、各类龙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发现,以及骨卜的习俗、鼎鬲文化的合流等,都是“中国”元素的大汇聚。
二里头考古队里一筐筐的陶器碎片等待清理和修复

  有学者对二里头文化繁盛时期的人口进行了估算,推测当时人口有6200户以上,总人数当在3.1万人以上;也有学者推测当时人口为2.25万~2.8万人;还有学者估算二里头时代人均占地面积为148平方米,可推算出二里头遗址当时的人口约2.03万人。
  无论采用哪一种估算方法,这些数字都是令人震惊的。因为根据学者的研究成果,史前时期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与二里头同时期的普通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1000人。人口如此高度集中于中心聚落(都邑)及近畿地区,在东亚地区尚属首见。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复杂化与国家出现的重要契机,而人口集中的程度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社会的成熟度。
  在二里头考古队陶器陈列室的第一个架子顶部,存放着几个属于仰韶晚期(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和龙山早期(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600年)的陶器。在之后的几百年里,也就是龙山晚期王湾三期文化期间,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极少有人居住。二里头报告里只登记了一件属于龙山晚期的陶器。
  也就是说,这座大都邑几乎是平地起建的。“二里头一期是不是都邑式的遗址,我们也不敢说。第一期面积大概在100万平方米以上,但我们并不知道是若干小的聚落组成的聚落群,还是一个基本上连成片的大的聚落。因为它被破坏得支离破碎,从二里头到二里岗的堆积,又被汉代的地层破坏得一塌糊涂。越早的受破坏就越厉害。与贵族相关的遗存发现得很少。”
  那么,他们是谁?为什么会选中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都邑?
  杜金鹏认为:“应该就是嵩山周围聚落的人,应该是因为国家形态或者领导层的变化,要选一个有王气的、能控制天下的地点,所以建了这样一个城。”
  他引用战国《管子》中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这两者都是人适应自然的选择。高山之下,可以避灾,而且物产丰富;从军事上讲,靠着山就比较安全。
  “二里头虽然没有高山,但离山也不远。洛阳是盆地,在四面山坳里,离嵩山只有几十里地。然后又是两河的冲积平原,物产比较丰富,地理比较显要。从交通上讲,它正好是东西南北中的一个交通要道,至今仍然是交通要道。”
  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则认为,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首先是自然环境适宜,黄土高原易于开垦,开垦成本低,或者说文明发展的环境成本低;第二,人文环境复杂——黄土高原的北方地区、陕甘地区、山东地区、东北地区、南边的湖北地区,都有非常发达的人文集团。“黄河流域处在这样一个发达的人文集团群体的中心。正是内部的充分发展、外部的频繁交流,推动了社会的复杂化。”
  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许宏这样描述二里头自第二期开始的爆发式发展:“二里头遗址的聚落面积已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宫殿区(约12万平方米)出现纵横交错的大路,兴建起了大型宫室建筑。宫殿区以南有围垣手工业作坊区,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可能都已开始生产贵族用奢侈品。这表明二里头都邑从二期开始进入全盛期,其城市规划的大格局已基本完成。”
  “与早于它的众多史前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其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北达燕山以北,南至由东南沿海到成都平原的整个长江流域,东及豫鲁交界,西到甘青高原一带。”
  很多学者认为,这些地方,恰恰是文献中禹迹的分布区,这些地方都有关于大禹的传说。
  关于夏朝,最著名的传说是大禹治水。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古史中都有大洪水的传说,比如诺亚方舟。但中国版本的大洪水故事,似乎更具有英雄主义的色彩。人不是被动地逃难,而是最终靠人力战胜洪水,像驯服一条凶猛的大龙。对中国人来说,那是人间有序世界的开始。
  唐晓峰教授说:“大禹治水的意义不只是战胜水灾,不只是把洪水疏导光就完事了,这个传说中包含着一系列整理疆土的伟业。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追溯到的中国大地上大范围的、一体化的人文地理格局形成的起点,就是以大禹治水这件事为标志的。”
  但是,无论大禹也好,夏也好,都是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是经过选择和建构的,与历史事实之间会有出入。所以,当考古学家在历史记忆中夏的时空范围中找到二里头时,各种各样的争论无可避免。
  “夏商分界,有人在(二里头)一期和二期之间切一刀,有人在二期与三期之间切一刀,有人在三、四期之间切一刀,还有人主张四期早晚段分界说,以及四期与二里岗之间分界,但他们再切也切不出这个房间。所以,无论如何,二里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的基点,而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必须以此为起点。”许宏告诉我。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他是这场学术争论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比如,在二里头的二期,也是二里头陶器文化最兴盛的时期,出现了白陶酒器和最早的一种原始瓷(瓷器的祖先),它只见于一种叫长流平底盉的酒器器型,俗称象鼻盉,看起来很像是大象的鼻子。但这两种器物都只出现在二期,转瞬即逝,到了三期,白陶变成了灰陶,原始瓷则彻底消失。
  “最早的原始瓷既然只用于长流平底盉这样一种器型,说明是极为尊贵的东西,为什么到了晚期会完全不见踪迹?等它再次出现就是二里岗时期,大量出现就是西周了。”
  “还有,白陶酒器为什么会变成灰陶?鉴定后发现仍然是用高岭土(瓷土)做的,但加了灰料。为什么要加灰料?是夏商分界,还是审美上发生了变化?恰好也是从第三期开始,青铜礼容器出来了。”
  “二里头的陶器能到三四十种,到了二里岗,只剩下不到10种,尺寸也变得高度一致。关于政权更迭,这又说明了什么?”
  “在二里头的器物中区分夏商,问题就在于,既有连续发展的因素,又有不同的因素。有学者强调连续发展的因素,这里就都是夏,或者都是商。有学者强调不同的因素,这里就是夏商的边界。”许宏说。
  关于二里头的历史事实,唐晓峰教授认为,“二里头文化代表中国最早的成熟国家。它的發展水准给了它在中国地理版图内一个核心的地位。正是因为这种核心的出现,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才开始形成。从地理上讲,一体必须有地理核心,没有地理核心,不成其为一体。正是从二里头文化开始,慢慢形成了地理核心。张光直说过,‘在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各种不同文化交流的情况,这个交流之后形成了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后来称之为的‘华夏。’”“华夏”是一体地域,其核心就是后来所称的“中国”。
  “考古学发现了很多历史事实,但很多历史事实是没有进入历史记忆的。比如良渚文化就是一个历史事实,却没有进入历史记忆。为什么良渚没有进入历史记忆?也许有偶然因素。或许也是与良渚那个地方没有表现出一个稳固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有关。我们看到,唯有在黄河中下游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社会形态,成为古代文明的核心区,又以核心区为基础形成了历史记忆,也形成了历史话语权。历史记忆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
  后来历史记忆出现了文字的形式,商代的历史记忆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下来,这是最高水平的历史记忆,准确性胜过口传的历史记忆。当然,口传的历史记忆也不能轻易否定,只不过口传的历史记忆中会有较多附加成分。历史记忆会树立起一些民族精神,形成民族的伦理、信仰的维度,比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它借用历史事实,或者改造过的历史事实,达到一种伦理的构建。所谓三皇五帝都有这种成分,他们开创了人类生活的世纪,也都携带着各种精神品质。”

青铜爵


  李泽厚先生说,青铜器代表了一种狞厉之美。至少,这个青铜爵却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空灵飘逸之感。长流,尖尾,束腰,腹底呈椭圆形,三足细长,腰下有五枚横排乳钉纹,流长长地伸展出去,仿佛一位芭蕾舞演员深深地压下身体,要将身体舒展到最美的状态。
  我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陶瓷艺术系主任白明请教,从工艺造型角度来看,这个青铜爵到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他说,这是他所见过的青铜爵中仅有的极具浪漫感的造型。“线条极为讲究,却合出韵味,上下左右均舒展无碍,虚空间与量感把握得极妙,仪态静穆而有悬浮感。此爵是值得用眼睛慢慢随着其造型流线移动并生出冥想来的健硕而浪漫却威严尊贵的器物。”
  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30年)遗存中,一共出土了十几件青铜容器,其中爵13件,鼎1件,斝(音同“甲”)1件,盉(音同“合”)1件,都属二里头文化晚期。
  鼎,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在此之前,它只是二里头平常人家最普通的陶质炊具,这时却突然被做成一种礼器,而且是用最贵重的青铜做的。虽然号称中国“第一件青铜鼎”,但工艺相当粗糙,没有打磨,范线都没去掉,灰不溜丢,用许宏的话说:“像丑小鸭一样。但没有这个青铜鼎,就不会有后来的司母戊大方鼎。”
  青铜爵则恰恰相反。这个乳钉纹青铜爵大概是最美的一个。之后的青铜爵,都渐渐往矮矬胖的路子上走,重心更稳,也更实用,但也没那么美了。
  关于爵的用途,有人认为是温酒器,有人认为是注酒器,也有人认为是饮酒器。如果不能穿越3000年回去看一看二里头人的生活,我们恐怕永远都没有最后的答案。
  许宏认为,爵应该是二里头的原创,二里头考古队队员的T恤上就印着那个乳钉纹青铜爵。在青铜爵出现之前,陶爵一直是二里头贵族阶层最重要的礼器之一。
  贵族墓里最常出土的陶器就是陶爵。陶爵经常和陶觚(音同“孤”)同时出土,觚看着倒挺像现代的高脚杯,用来喝啤酒不错。
  铜爵在二里岗文化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与觚组成的酒器组合具有代表性,一直延续至西周时代。在商代礼仪制度中,以酒器觚、爵的数目来区分贵族的身份。《礼记·王制》中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但是,从陶爵到青铜爵,器物的形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比如铜爵的流被做得特别长。而陶器的爵,流是不会超过五六公分长的,否则陶的材质支撑不住,但铜爵的流就可以做到十几公分长,为什么?
  杜金鹏认为,这些都是为了彰显铜的特性。“其实根本不必要。到后来,爵又生出两个柱来,这两个柱合起来是很难的。但多了这点装饰,就显得更高级了。后来随着技术的提高,又开始添加花纹。”
  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中,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巫鸿提出了相似的问题:一件青铜觚具有细长的身体和外侈的口部——将“饮器”做成这种极不方便的形状,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件作为饮器的盉变得如此华丽而沉重——如何能举起它并从其细小的流口往外倒酒?……
  他的答案是,作为礼器,青铜器必须使自身与日常器具区分开来。“很显然,这些青铜器的材料、形状、装饰以及铭文有意地体现出某种完全超乎通常经验的意义,证明这些器具作为礼器所具有神圣的、非尘世的性格。”
  但是,他认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青铜文明的产生,在生产工具上并没有明显反映出从野蛮到文明时代这一重大历史变化。石、木、骨、蚌仍然是生产工具的主要原料。青铜在中国这个文明社会中主要用途不是制造生产工具,而是制造与政治权力有关的器物。为什么?
  人类史上曾经有过一个青铜时代。青铜是红铜与其他金属,如锡、铅等的合金,红铜中加入适量的锡,可以降低熔点,提高硬度,增加美感。“可以想象,对于那些缺少现代科学知识的人们来说,金属制品本身即体现了将自然世界的性质加以转换的神奇能力。选取某种特别的石头进行加热,在达到某个特定温度时石头熔化为液态。通过浇注到磨具中,这些液浆可以变化成各种形状和形式。冷却之后,液浆变得坚硬,光彩夺目,同时也变得比最坚硬的石头更加持久……在这种情况下,有能力掌控这一过程的个人得以获得崇高的声望与权力,也就不出乎意料了。”(《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19世纪,丹麦学者汤姆森根据历史上各阶段以生产工具为主的遗物的材质变化,将古代史分为三个大的时代,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一著名的时代划分法至今仍为学界所普遍采用。
  石器时代:武器和工具以石、木、骨或类似材料制造,人们对金属了解很少,或者一无所知。
  青铜时代:武器或切割类工具以红铜或青铜制造,人们对于铁或银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铁器时代:野蛮时代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人们以铁来制造最为适合的器具,铁器的使用取代了青铜。
  青铜起源于西亚。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曾经展出过一尊小型的公牛铜雕,牛背上还有一个飞跃的人形。这个铜雕来自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大约制作于3700年前,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相近。
  “公牛与骑士都用青铜制作,整体长5厘米,高度在10~13厘米之间。牛正在全速奔跑,四肢飞扬,头部高昂,人形雕像在其上翻跃,像是个年轻男性。他正抓住牛角,身体整个跃起,我们所见的造型正是他完全腾空而起的时刻,男孩身体向外的弧线呼应着牛脊柱向内的弧线,两道弧线交相辉映。这种力与美的结合,能立刻把我们带入克里特历史的现实与神话之中。”
  那是欧洲青铜铸造艺术鼎盛时期的杰作。相形之下,那个时候,中国的青铜时代刚刚开始。
  在二里头一期只发现了两件青铜刀的残片。
  在二里头二期发现了一件铜铃,与之共同出土的还有著名的绿松石龙形器。其实,在二里头之前,山西襄汾盆地的陶寺遗址(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已经发现了一个小的铜铃,可能是由多范合铸而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王巍认为,这个铜铃在中国的青铜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这个你看着不起眼,却是后来青铜容器制作的先驱。它的重要之处在于,把从西亚传来的冶金术(用于制造小刀子、武器之类的平面的东西),通过制造铜铃发明出泥范,制造出一个空腔的容器。这是中国接受冶金术之后自己独特的发明,构成了中国青铜文明的突出的特点,这也是二里头的发明。”
  到了二里头晚期,青铜爵以及其他各种青铜酒器出现了,还发现了戈、钺、镞等青铜武器。据学者统计,二里头遗址目前已发现的青铜器约200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青铜容器有爵、斝、盉、鼎;兵器有戈、钺、斧、刀、镞等;乐器有铃;礼仪性饰品有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飾、圆盘形器;工具则有锛、凿、刀、锥、和鱼钩等。其中青铜容器,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
  王巍认为,二里头二期最初开始出现青铜时还是很粗糙的,但到晚期,已经工艺很成熟了,可见制造技术的进步是非常大的。
  刘莉与陈星灿合著的《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一书中也提到,此时的二里头,“尽管合金的构成缺乏标准的配比,而且器物形制都很简单,但二里头的青铜冶炼技术明显已经超出原始阶段,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青铜生产地”。
  是什么在推动这种进步呢?
  美国汉学家艾兰认为,二里头的不寻常之处不是最早使用了青铜——在二里头之前,青铜已经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广泛传播。公元前1700年前后,西北、北方和中原地区(四坝文化、晚期齐家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率先进入青铜时代——而是二里头制造了最早的青铜礼器。从二里头以后,青铜与礼仪制度联系在了一起。
  什么是礼器?
  “人分了三六九等,”杜金鹏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进步。只有给你规定了你的社会地位而不能僭越的时候,社会才能稳定,然后你就守着你那个等级,去过你的安心日子,不要造反。这样社会才能有一定的秩序。”
  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中,巫鸿更加深入地分析了礼器的运作机制,“礼器使‘礼’得以具体化,而‘礼’统括了一切非暴力的社会行为与规范的内涵——包括仪式的实施及其具体实施方式、法律道德的规范、个人的举止和行为等等。没有人能够创造礼或者‘占有’礼,但人人又必须按礼行事。正是于这种无所不在的礼的实践中,社会秩序得以建立。因此,礼的权力并不产生于对抗或控制,而是源于人们彼此共存和约制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同时也就是各种礼仪行为的特征;反过来,所有运用礼的权力的个体和集团也都服从于这种权力的运用。”
  仍然有不少学者对二里头王权的军事实力感到好奇。比如北大教授李零就认为二里头发掘的“物”的水平不够:“一个可能性的解释是,二里头有青铜兵器,作用等于原子弹,好像近代西方的船坚炮利,主要还是武器占了便宜,一下子拉开差距。”
  北大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教授也认为,从狩猎工具过渡到兵器是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兵器是杀人武器,而一个社会是否出现了专门的杀人工具,是一个本质的差别。虽然听起来不是好事,但兵器常常是最先进的技术,到今天都是如此。因为它是一种人际关系的产物,人际关系剧烈化的产物。表明人与人之间利益争夺加剧。礼乐旁边一定有军队撑着。光礼乐谁听你的?”
  但许宏表示,就考古学的证据而言,确实看不出来二里头王权有军事镇压式的强势向外扩张的迹象。
  “这么大一个政治实体,不可能没有很强大的军力,绝对的打压能力,但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的青铜礼容器群比青铜兵器群要大得多。而且,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是军事镇压式的强势向外扩张。这些近战兵器刃部都较钝,应该没有开过刃,也属于礼器或仪仗用器的范畴。”
  “二里岗有早期帝国的感觉,就是强力向外扩张,斩尽杀绝;相比之下,二里头的影响辐射都是当地酋长或平民选择性地接受二里头的东西,以二里头为高为上,我觉得主要是一种软实力,而不是军力强势扩张的产物。”
  比如近20年考古学发现,牙璋的分布竟然比所谓“禹迹”的空间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在香港和越南北部都发现了二里头风格的牙璋。
  牙璋一般被认为在龙山时期是一种生产工具的仿制品,到了二里头时期,被大型化、标准化,与钺、多孔玉刀一起,成为一种军事仪仗用具。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但制作得非常精致,精雕细刻,显然是用于宫廷的礼仪活动。
  王巍也为牙璋的传播范围之广感到困惑。“牙璋不是直接与武力征伐相联系的,它只是一种仪式、尊贵的理念,也许还包括文明的进化,这个都是可能的。但恰恰是这个东西,具有如此广泛的传播力,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价值观,一种对中原创造出来的这种理念、礼乐制度的向往和认同。这个东西应该是中原或属于华夏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美国政治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经指出,中国发展到秦代,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他追问:为什么数千年来中国的统治,都倾向选择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模式,而不是四分五裂的小国?
  对此,许宏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
  “几千年的玉石时代,后来有了社会复杂化也是小国寡民,各自为政,然后青铜技术过来了,这么多人积极的找矿,积极反复地尝试探索,以前用陶和漆来做的东西,尽可地能用青铜来做。这些技术层面的尝试是富有深意的。从陶寺、王城岗和新砦的人群开始,也在做政治实验,怎么能把更广阔地域的人汇聚在一起,组成更大的政体,那时候的政治精英已经在考虑这样的问题了。”
  “大约公元前2400年到1800年之间,中原及邻近地区各人类群团打了几百年,资源竞争越来越激烈,二里头应该是几百年逐鹿中原的一个说法和了断。一个国上之国起来了。人们为了争夺王权,一定要有政治实验。政治实验就得有作为权力象征的东西出来,爵和鼎的象征意义大概就是这样出来的。”
  他引用黄仁宇的话说:“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个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天候-地理-人事,赈灾-治水-边防,构成了数千年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的主线。”
  换言之,中央集权是我们的宿命,地理大势决定了古代中国的走向。

绿松石龙形器


  2002年春,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一座贵族墓中出土了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整器长约70厘米。绿松石龙形器和铜铃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全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细小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原来应是粘嵌在木、革之类有机物上。
  “龍”的命名本身,就已经把这个奇怪的器物纳入了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符号系统里面了。
  一位历史学家说,历史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从0到100,一种从100到0,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就采取后一种。尤其是龙,知道后面有一个龙,看到一个像的就叫“龙”。
  但是,不叫龙,叫什么呢?它有鳞,有脚,而且眼睛不是蛇眼,而是梭形眼,是人的眼睛。但是,它显然包含着某种超越性的力量。
  神就是一种超越性的力量。灭夏的商族原本居处东方,他们嗜占卜,杀人殉葬,衣着尚白,奉玄鸟为始祖,相信万物有灵,痴迷巫术,凡有大事,必先占卜,后行动。他们敬上帝,尊鬼神,重刑罚,轻礼义,死后将转为神的商王拥有无上的人间权威。频繁的祭祀活动既神圣庄严,又诡谲恐怖。
  这个龙形器,也是当时王权与神灵对话的中介吗?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王巍回答说:“商代人的生活里充满了神灵,但二里头,我们在这方面几乎没有话可说,因为没有资料。”
  “只能说当时确实存在这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和祭祀。中国各地都有祖先崇拜,红山的玉人、林家滩的玉人,应该都是祖先,但龙的形象不一样,它不是祖先,是一个想象出来的神灵。”
  “但按照我们的观点来看,比起良渚、红山那些原始宗教非常浓厚的地区来说,中原地区的原始宗教色彩应该相对是淡薄的。它更突出的是礼仪,是仪仗用具显示的氛围、高贵、权威感,这个才是中原的发明。”
  关于龙形器的功用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这应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片而形成的“龙牌”,应系宗庙管理人员在祭祀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有学者把它直接称为“龙杖”,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权杖。有学者则认为这是早期的旌旗,其上装饰升龙的形象。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覆盖于尸体之上,应是早期旌旗制度的反映。《诗经》中记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的场景描写,与该墓中龙牌与铜铃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墓主人应是供职于王朝的巫师,其所佩龙旌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宗教意义。
  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常怀颖说:“绿松石是含铜的氧化铜,所以它显示的颜色发蓝发绿。世界上最好的绿松石矿都在伊朗,所以在西亚地区你会看到有很多大块大块的绿松石雕的东西,但中国的绿松石矿品位不高,都是这种小片,也就是2毫米左右厚的这种,所以只能采取这种小东西往其他东西上镶嵌去。”
  但是,2000多片的绿松石片被磨成各种形状,互相嵌合成这样一条大龙,尤其是细节处,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文物中也都是十分罕见的。“现在放在你手里,你用挫试试看?如果用高倍相机镜头照出来,你会发现,每一片都像楔形砖一样呈倒梯形,镶嵌半弧形的龙身,才能砌成弧形。”许宏说。
实验室中清理出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铜铃,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贵族墓葬,墓主人为35岁男性

  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中,艺术史学家巫鸿提出,中国古代的青铜礼器,包括珍贵的礼仪性玉、陶器,其實都是在浪费和吞并生产力。而正是因为这些人造的器物能够如此地浪费和吞并生产力,它们才得以具有权力,才能获得它们的“纪念碑性”。

绿松石龙形器之前的“龙”形象


  河南濮阳西水坡,贝壳雕的龙虎在墓主的身体的两侧,东边是龙的形象,西边是虎的形象,龙和虎的位置和后来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中,东青龙右白虎的方位是吻合的。
  四神为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龟蛇),它们或者出现在诗歌、文献中,或者在宫殿、墓葬的刻画中。这些动物与天宇的四极联系起来。
  ※ 在距今5500年左右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和大约同时在安徽南部的海山凌家滩文化都发现了玉雕的龙。从辽西到安徽,3000多里地,却有相似的关于龙的信仰。这说明什么?
  ※ 陶寺遗址,距今4300~4100年,有学者认为很可能是尧都平阳,几乎每个大墓葬中都有龙盘。虽然叫龙盘,但其实更像蛇。有考古学家推断它就是中国龙的起源图形之一。陶寺的龙很受重视,成为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符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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