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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景寒林图》入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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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成立于1918年6月1日的天津博物馆迎来100周年,镇馆之宝范宽《雪景寒林图》真迹再被展开,仅展出12天。一同和公众见面的还有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苏汉臣《婴戏图》、无款《中兴瑞应图》、赵孟坚《水仙图》,以及西周太保鼎、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玉壶春瓶等珍贵馆藏。
  就像张叔诚捐赠《雪景寒林图》一样,天津博物馆一、二级馆藏文物中的大部分,皆由民间藏家捐赠,每件展品背后,也都留有一段近代收藏小史。

《雪景寒林图》


  天津博物馆精品厅中,最正中、最显眼的展柜,是为镇馆之宝《雪景寒林图》永久准备的,不过平日人们只能看到这幅画的复制品。
宋代 范宽《雪景寒林图轴》

  百年馆庆的大日子,《雪景寒林图》真迹终于被挂在了它的专属之地。观众并不像《清明上河图》或《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展览时那样多,也没有被严格要求有序挪动。人们拥在展柜前,拿着单反相机,举着望远镜,只要能够挤到前排,就有机会长时间近距离地欣赏这幅北宋山水画的典范之作。
  这是一幅接近两米的长轴巨幅山景。画面高194厘米,宽160厘米。在暗棕色的绢布上,山几乎占了画面的五分之四。
  中国绘画发展到唐宋之际,水墨山水画家不断增多,范宽与董源、李成并称北宋三大家,元代汤垕《画鉴》中曾说,“得山之骨法”且“超越唐世者”,只有此三人,他们打破了原来传统的长卷或长轴形式,开创了全景式的山水画构图。由于画幅巨大,而早期的绢本宽度有限,因此《雪景寒林图》的画面需要三幅绢本拼在一起才得以完成。
  这种宏大的构图后来成了宋代山水画的一种范式,即用恢宏和复杂的场景来展现自然界的变化万千与内在奥秘。画面中必定会有构成一幅全境山水的几个组成部分,山、石、林木、水流、建筑,每一种事物都要再细分出层次等级。“三家照耀古今,为百代师法”,成为后代所有山水画家临习的范本和教材。只不过如今董源和李成没有存世画作被发现,只有范宽的作品能让后人一睹北宋早期山水画的浩瀚。
  而范宽的存世作品也极少。除了天津博物馆的《雪景寒林图》,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溪山行旅图》《雪山萧寺图》。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也有几幅“传范宽”作品。
  《溪山行旅图》是目前争议最小的范宽真迹。“因为《溪山行旅图》流传最为有序,整个收藏过程没有出过宫,印章、著录齐全,包括后来故宫文物南迁到南京,再到台北,从没有流散到民间,所以争议最小。”天津博物馆馆长陈卓介绍说。
  而《雪景寒林图》所画的雪后山河,除了有范宽重骨法的基本特色外,用笔更苍润,山石方圆相兼,巧妙地表现了高山雪后的圆实之感,被安岐在《墨缘汇观》中称为“宋画中无上神品”。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盡管已历千岁,《雪景寒林图》保存状态相当完好,除了画绢自然变色外,几乎没有破损残缺。陈卓告诉本刊,1981年入藏博物馆以来,此画从没修复过,如此良好的状态,全因捐赠此画的收藏家张翼、张叔诚父子保存得好,入藏之后,天津博物馆对展出也有严格限制。
  此画上一次展出,是2012年天津博物馆新馆建成,展了两个月。再往前一次,就要回溯到2004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合并为天津博物馆,那次展了三个月。展完之后,陈卓请来日本二玄社在台湾的独立分支机构,为天津博物馆的20多件重要馆藏书画扫描制作了绢本印刷的复制品,其中就有《雪景寒林图》,此后馆里精品厅正中间摆放的便是复制品。
  195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画专家李霖灿在《溪山行旅图》画面的右下角树丛中发现了画家隐藏的签名“范宽”,更加确认了此画出自范宽之手。无独有偶,1981年,张叔诚将《雪景寒林图》捐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时,书画鉴定家徐邦达专程从北京到天津观看此图,并在画面下部一棵大树的树干里辨出了“臣范宽制”四字题款。

藏款之谜


  “尽管台北和天津两幅画都有藏款,但它们依然面临着很多真伪争议,甚至这些争议从宋代就已经开始。”中央美院美术史论系主任黄小峰对本刊说。
天津博物馆现以书画收藏为主

  按照北宋历史文献记载,范宽本名中正,字中立,只因性格宽厚大度,才被别人叫作“范宽”,由此学界的一种观点指出,既然范宽是绰号,画家自己便不会用此名题款,因此证明两个藏款起码是后人加上去的。而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中被传为另一幅范宽真迹的《雪山萧寺图》则疑点更多:此图无题款,缺少完整流传,印章也只有清宫藏画印章,只有清代王铎题跋称此画为范宽所做。
  201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历史性地第一次高调策划了范宽大展《典范与流传——范宽及其传派》,将《溪山行旅图》《雪山萧寺图》和《临流独坐图》等作品一并展出。那次展览中,范宽题款是否应使用绰号的疑问再次被提出,显然疑虑依旧存在。
  天津博物馆目前对《雪景寒林图》的认定则仍然维持着80年代做出的鉴定结果。陈卓记得,1987年,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熹年组成的极具传奇性的“中国古代书画七人鉴定组”来到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由于馆藏书画丰富,鉴定组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当时大部分专家都认为这就是北宋的画,但按照史书记载,北宋时期并不会自称臣,因此‘臣范宽制’这个款有可能是他的弟子添上去的。”陈卓说。后来启功在论述中称《雪景寒林图》确是范宽的画法,三拼绢幅也是宋画的特点,但从画的题款来看,应当是宋代范宽传派的作品。
  “范宽的画如今已经带有了传奇色彩,”黄小峰说,“尤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溪山行旅图》,代表了北宋初期山水画,再加上该院所藏郭熙于北宋中期1072年做的《早春图》,还有李唐于北宋后期1124年做的《万壑松风图》,3件镇馆之宝分立,这样就构建出了宋代山水画发展的完整逻辑,因此人们也更愿意相信《溪山行旅图》是真迹。”
  这种传奇色彩甚至早就延伸到美术领域以外,扩展成了文化符号。金庸的《笑傲江湖》中,向问天、令狐冲去西湖梅庄,就是带了《溪山行旅图》引诱梅庄四友与令狐冲比剑,最终救得任我行。前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靳尚谊,正是在1981年张叔诚捐献展上看到了《雪景寒林图》,由此受启发而画的《青年歌手》彭丽媛像,背景就是整幅《雪景寒林图》。
  与其话题火爆程度相反的,是全球范围内针对范宽作品的学术研究少之又少。范宽的山水画并不像另外两件国宝级画作《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后者不仅成了网红,也皆有艺术理论学者专门对其进行大量研究。黄小峰认为原因在于对山水画的研究有难度。“水墨山水画在宋代成为第一重要的门类,其实是适应了文人阶层的兴起,进而有意地排斥此前绘画中的宗教性和故事性,也让山水画对于现在的普通观众来说缺少话题性。”但他也认为,无论《溪山行旅图》的商人驴队,还是《雪景寒林图》中的雪景表现,以及寒林的品种,都值得学者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收藏大家张叔诚


  《雪景寒林图》这幅千年古画依然能够绢地平整如新地展出,与捐赠者张翼张叔诚父子一个世纪的细心保护不可分。
  根据图上“御书之宝”方玺印判断,该图最早藏于宋代宫中,直至明末被收藏家梁清标所得。清朝初年,富甲天津、扬州两地的盐商安岐在收藏界逐渐成名,并花巨资购入大量珍贵书画,其中就有《雪景寒林图》。安岐去世后,安家败落,安家子孙便把《雪景寒林图》卖给了当时的直隶总督。为了讨乾隆皇帝的欢心,直隶总督又把这幅名画献给了乾隆,藏入圆明园。于是便有了现在此画上的“乾隆御书之宝”印。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雪景寒林图》和其他珍宝一样在劫难逃。万幸的是得到此图的英国士兵没把它带回国,而是在天津出港前拿到街上的旧货市场出售,正巧被酷爱古玩字画的张翼(张叔诚之父)发现,从而买下,留在家中保藏。
  后来张翼在光绪年间成为工部右侍郎,任开平矿务局督办和总办路矿大臣,把握着清政府京津地区的煤矿供应,以此发家,进而收藏了大批珍贵书画和陶瓷器,成为清朝著名的收藏家,也常与亲友一起纵论文物、评定真伪。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张叔诚自小便对文物情有独钟。1913年,张叔诚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但怎奈同一年,父亲和兄长相继去世,他也因此辍学,直到18岁继承父亲创办的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历任董事、协理、常务董事。
  张叔诚不仅继承了父亲的产业,也继承了父亲的书画爱好和所有收藏,开始深入收藏市场,还独创了自己的鉴赏之道。一般人都讲“看画”,张叔诚却讲“读画”“审画”。他把市场上取来的画悬在屋里,端坐画前,一笔一笔地讀,一画一画地审,细枝末节都不放过。张叔诚自称鉴赏画作的真伪是七分看画,三分看书籍,在购买之前,一定通过查阅古籍把文物的来龙去脉都要搞个一清二楚,因此他的收藏在美术史上既重要,又鲜有真伪之误。
  如今看来,张叔诚能够成为收藏大家,也与他所生活的天津的时代背景有关。
  1922年溥仪大婚前后,清室为了筹措大婚经费和赴欧旅费,甚至赈济日本地震灾民费用,曾将清宫珍藏的书画、瓷器、玉器抵押给盐业银行。1924年溥仪岳父荣源和内务府大臣与北京盐业银行签订80万银圆抵押贷款,将乾隆年制金编钟、诸多金器和玉器瓷器一并抵押。1928年,盐业银行总行一度设在了天津,因此溥仪的抵押品也被运至天津盐业银行保管,无力偿还过期后被变卖。同一时期溥仪离开故宫前往天津,在此之前他以赏赐溥杰、溥佳的名义,将故宫珍宝、书画1200余件多次运出宫,来天津时装了七八十箱,存放在湖北路溥仪七叔载涛的寓所之中,后转运到张园,最后落脚在静园。
  溥仪在天津居住的七年,为了维持小朝廷的开支,在鞍山道张园挂出了清室办事处的招牌,把一部分文物变卖、抵押给盐业银行,出售了另一些,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说,“这批东西移到天津,后来卖了几十件”。大量清宫旧藏流入天津民间文物市场,三希堂的《中秋帖》《伯远帖》都是在天津卖与私家。
  伪“满洲国”成立后,存放在静园的这批文物1932年又被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吉冈安直转运到了长春伪皇宫。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从长春逃到大栗子沟,他随身携带的文物,有的换了东西,有的被身边侍卫变卖。大部分书画、善本等不便随身携带的文物就流落东北,被人们称为“东北货”。有的“东北货”流回到天津,被天津收藏家购买。
  由此天津民间文物市场形成了巨大的交易网络。正是在这段时期,张叔诚相继购入一批重要书画,其中包括元钱选的《花鸟图》和《青山白云图》、明代金润《溪山真赏图》、文徵明《林榭煎茶图》、王谷祥《春雏得饲图》等,这些画上都盖着“乾隆五玺”,是标准的清宫旧藏。
  同样大量收集清宫旧藏的天津收藏家还有周叔弢。他与张叔诚身世相仿,作为袁世凯政府财政总长之子,后来兴办新纱厂,通过实业支持自己的收藏爱好,他收藏的宋治平四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明宋克《急就章》、项圣谟《且听寒响图》,以及钱贡《城南雅逸图》都曾著录于《石渠宝笈》。解放初期国家动员,周叔弢将它们全都捐献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而张叔诚则在天津文物的第二次捐赠大潮中让出了自己诸多收藏。1957年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成立,第二年时逢天津提出“工业抗旱”的口号。所谓“抗旱”指工业生产建设资金短缺,需要各行各业支援。收藏家聚居的原新华区政协首先发动收藏家把家藏文物交售给国家,把得到的钱存入银行,由银行转货给工业生产部门。张叔诚也是在这一动员下,将苏汉臣的《婴戏图》、杨无咎《梅花》、马远《月下把图》和宋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转让给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从秘不示人到全部捐赠


  除了出让和捐赠,张叔诚仍然把一部分最珍贵的家传收藏留在身边。
  他父亲张翼购得《雪景寒林图》后,除曾赴日参加过一次博览会之外,多年来一直秘不示人。1913年张翼去世后,张叔诚遵照父亲的遗训,从未将此画拿出示人。抗日战争期间,张叔诚赋闲,隐居在天津闭门谢客,这幅《雪景寒林图》陪他度过了艰难的时刻。1949年后,他家习惯依旧如此。1962年,书画鉴定家王珩曾专程拜访张家,请求观摩此图,也被张叔诚婉言拒绝。
  除了《雪景寒林图》,张叔诚另一件得意收藏——明宪宗成化官窑五彩观音却有着不一样的命运。按照张叔诚生前对时任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崔锦的讲述,这尊观音像通身月白色,只有足下莲花是红色。相传明宪宗皇帝的母后欲在北京报国寺中供奉一尊佛像,始终未有如意者,最终决定在景德镇烧制,怎想烧制过程中窑毁,仅剩下一尊“窑变”后的五彩观音保存完整,皇太后认为是天意所为,请来做了报国寺的镇寺之宝。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津京,火烧报国寺,窑变观音也流落民间。清内府郎中庆小山是张翼的好友,对瓷器有研究,访得这件观音的下落后,出几块银圆买下来,转赠给张翼。张翼请人修正观音残破之处,带回天津,从此放在张家客厅,珍藏长达半个世纪。
  传至张叔诚时,这件文物引起了很多古玩商的兴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走洋庄”(指专门和外国人做生意的古董商人)的大古玩商郭宝昌专程来到天津,见到窑变观音后便托人购买。他先是请枣庄中兴镁光总经理朱启铃出面,复托中南银行经理张重威做说客,许以20万美金的价格收购。而张叔诚对郭宝昌“走洋庄”的身份敏感,担心文物由此流落国外,以先人遗物不敢变卖为理由拒绝。
  直到“文化大革命”到来,张宅被抄家,诸多收藏被视为“四旧”,被批斗的张叔诚目睹窑变观音像被红卫兵扔到了楼下,所幸随后赶来的天津市文物部门封存了其他收藏,也使得《雪景寒林图》逃过一劫。张叔诚后来对崔锦说:“万万没有想到,这件国宝躲过了八国联军野蛮的抢掠,也没流落到国外,却在浩劫中被毁。”
  就这样,《雪景寒林图》从60年代末就存入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直至“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时期。自1981年,张叔诚将自己收藏的480件文物分三次全部捐献给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其中书画250件、玉器130件、铜器古砚等75件。
  “如同嫁闺女一样,给闺女找个好婆家,等于有了最好的归宿。对待文物也是这样。”张叔诚后来曾说,“把我所藏的文物献给国家,将来在文物部门的精心保护下,不但可以永远流传,还可以有计划地不断展出,这不是藏在任何私人手里所能比擬的,想到这里,我内心确实是无比的愉快。”
  这些文物,与天津的另外几位收藏家周叔弢、王襄、徐世章的捐献一样,均成为天津博物馆馆藏的重要基石。《雪景寒林图》也直至今日仍完好保存。
  (参考资料:《洞见》,云希正著;《张叔诚父子两代护国宝》,崔锦著;《书画收藏大家张叔诚》,施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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