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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起,司徒志文(右一)与身为小提琴家的二哥司徒海城(左二)、三哥司徒兴城(左一)、四哥司徒华城(左三)先后进入上海交响乐团,成为乐团早期重要的中国演奏员(摄于1947 年)

  如今巡演成了上海交响乐团“国际化新生活”的一部分,而事实上乐团的根源原本就与“巡演”相关。从“上海公共乐队”到“上海交响乐团”,135年间乐团随着名称的更换经历了各种变化。乐团诞生于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并非偶然。日本学者榎本泰子的《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中介绍:“以前上海公共租界的音乐活动是以业余爱好者自娱自乐的演出活动为主。到了1879年,租界内的居民为了提升乐队的地位,把为全体居民服务作为目标,同时也想从工部局获得支持乐队的资金,由8个外国侨民组成了一个公共乐队委员会,在获得了工部局每年1000两白银,外加为夏天的公园音乐会100两白银的支持下,聘请了一批菲律宾乐师,由法国人雷慕萨指挥的公共乐队就此诞生了。”1879年1月8日,当时上海的一份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刊登一段预告:“新成的上海公共乐队将由雷慕萨在兰心大戏院指挥演出。”这是“上海公共乐队”的名字第一次亮相公众。从乐队命名的“Band”一词可以看出,当时只是一支铜管乐队。雷慕萨(Jean Remusat)是来自法国波尔多的一位长笛演奏家,曾于1832年获得巴黎音乐学院的金奖,经旅居伦敦、巴黎等地后来到上海,曾创作多部长笛室内乐作品,他组建了上海公共乐队,却不幸于乐队建成次年病逝。在随后的三位外籍指挥管理下,乐队逐渐扩大到30人,乐队首次以“Orchestra”(管弦乐团)的名称出现则是在1883年的年报中。然而,乐团有资格号称“远东第一”,还要等到一位巡演钢琴家的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位名叫梅百器(Mario Paci)的意大利钢琴家以“施坦威钢琴艺术家”的身份巡演到上海。梅百器在自传中这样记述他来到上海并与乐队结缘的经历:“我对钢琴的眷恋是那样强烈,我不停地旅行演出着,直到1918年12月,当正在履行A.Strok(著名远东演出经纪人)的安排在中国和日本做大量巡演之际,我来到了上海。不幸的是,12月28日抵达上海时,我身患重病,被送进总医院。原定的巡演计划只好取消,直到1919年2月才恢复演奏——我在奥林匹克俱乐部的三场独奏会获得巨大成功。我的‘流浪’日子从此终止了。我有了在上海赋闲一段时间的想法,并打算把饭店和游艺场的乐师组成乐队为我伴奏协奏曲。这一点我做到了。4月1日,我在钢琴上边弹边指挥莫扎特《加冕协奏曲》。经过4年世界大战之后,上海公共乐队仅剩以菲律宾人为主的14人了。忽然听到又将有乐队出现时,公众的反应不难想象。演出次日新闻界即打响了呼吁重新组织市府乐队的战役。那时上海市面一片繁荣,人们安居乐业,真是大好时光。我也厌倦了16年旅行演出的日子,更向往指挥乐队的伟大前程,便欣然接受了上海工部局的聘约。”梅百器应聘时,上海公共乐队已经正式编入工部局系统,更名“上海工部局乐队”。1922年,梅百器将乐队的名字改为“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同时对乐队进行了改组,逐渐使乐团无论从规模、水平、影响等方面都堪称亚洲一流。1935年在上海工部局乐队中临时工作过的张贞黻曾写下《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琐记》,文中记载:“这个乐队不但东方少有,就是欧美的大乐队在质的方面说也是不相上下的。因为他们那些乐师出身大部分是俄国皇家音乐院、俄国圣彼得堡音乐院、意大利国立音乐院、德国皇家音乐院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租界。1942年6月7日,在梅百器的指挥下乐团举行了最后一场音乐会。随后梅百器辞职,乐团也改名为“上海音乐协会爱乐乐团”。1945年,乐团由国民党政府接管,改名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1949年后,乐团的名称又因时局几经变更,最终于1956年正式定名为“上海交响乐团”,并沿用至今。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生前曾有设想:在校园内为对中国早期交响乐发展有功的三位外国音乐家立像。这三位音乐家都与上海交响乐团有关,分别是梅百器(钢琴演奏、指挥)、阿利果·富华(Ariigo For,小提琴)、苏石林(Vladimir Shushlin,声乐)。三人的另一共通点是:都为中国最早的西方音乐人才培育做出了贡献。梅百器不仅作为钢琴家培养出傅聪等弟子,还以乐团指挥的身份最早组织公演了中国早期的原创管弦乐作品,同时打破了乐团全部由外国演奏员组成的传统。1927年,小提琴手谭抒真以实习生身份加入乐团。时至梅百器辞职前,乐团的正式员工中已经有4人来自中国本土。1950年,乐团最早的中国演奏员之一黄贻钧登上乐团的指挥台,成为上海交响乐团第一位中国指挥。
  与科学家类似,音乐家有时也要面对音乐和自己的国籍之辩。1958年,上海交响乐团最后一名外籍乐师离华回国,乐团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全部由中国演奏员组成。近50年后,余隆在2009年上海交响乐团130岁生日之际从乐团第二任指挥陈燮阳手中接过了指挥棒,成为上海交响乐团新一任音乐总监。2008年,上海交响乐团向全球华人指挥家发出竞聘乐团总监的邀请。最终,曾参与创建了中国爱乐乐团并担任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的余隆胜出。与哥伦比亚演艺经纪公司签约、前往北美巡演、实行与音乐季紧密结合的预售票制度,在这些“变革”之外,余隆还效仿了近100年前梅百器遍寻欧美募集人才的做法,前往纽约、柏林等地公开为乐团招聘演奏员。时至2014年欧洲巡演的舞台上,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余隆左右分别来自法国的小提琴首席莫尔科(Guillaume Molko)与来自天津的大提琴首席黄北星同样颇富张力的激情表演。
  莫尔科毕业于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曾任职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旅居美国一段时间后于2012年随身为钢琴家的华裔妻子来到中国,先在深圳爱乐乐团担任了一年小提琴首席,随后于2013年进入上海交响乐团。与莫尔科相比,尽管年龄相仿,1996年就已入职的黄北星堪称上海交响乐团老员工,他还是声誉颇佳的大提琴室内乐组合“上交14琴”的主力成员。尽管进入上海交响乐团的时间差异颇大,两人在采访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乐团的“家庭感”。莫尔科感慨上海交响乐团是少有地、体贴地配备了两名小提琴首席的乐团,黄北星则认为余隆上任后带来的“准军事化管理”和密集演出反而成就了队员之间的配合:“教条式的‘守法守则’和‘家庭感’出来的不是一个层次。”在科隆爱乐大厅演出期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或许可以作为这种“家庭感”的例证:前排一位小提琴演奏员的琴弦突然绷断,断弦的琴马上被大家不露声色地依次往后传递,声部的最后一位演奏员拿到琴后再将自己的琴向前逐个移送,待乐章结束后才悄悄地到后台换了一把琴,整个过程中乐曲没有间断,许多听众甚至没有发现。
  2009年北美巡演前余隆曾在采访中表示:“我们力图让上海交响乐团融入世界交响乐的大环境中。”2014年欧洲巡演结束后,余隆说:“今天如果把交响乐仅仅归类于传播西方文化,这种传播模式我觉得过于狭隘了。坦率说,今天交响乐只是一个形式、模式、平台,我们应该更好地利用这个平台,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文化和中国对世界文化的包容。不要有意地归类为东方、西方,我认为应该把交响乐看成是一个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做的是研究利用交响乐这个方式怎么对中国文化做更多的诠释、研究中国对世界文化的包容,做出中国乐团在世界上更大的影响力。上海交响乐团从音乐季上获益巨大。因为大量的乐手是通过乐季来提高的,大量的艺术家通过音乐季来了解这个乐团,同时也了解了中国。这次巡演后很多观众说,听完上海交响乐团我还真想去上海看看。必须让世界人民看看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他们应该明白我们对于世界文化的了解也许远远超过他们对中国的了解。”
  2014年去上海看看上海交响乐团应该是个好主意。2014年底,上海交响乐团将落户那座以隔振防震结构独特而备受瞩目的“全浮式”音乐厅。此次巡演期间,上海交响乐团已经在慕尼黑、汉堡、阿姆斯特丹等地为即将于今年9月开业的新音乐厅举办了推介会。尽管没有展示建筑模型,但播放的新厅资料片和建筑声学大师丰田泰久的现场演讲都已引起了当地乐团人士的强烈兴趣。除此以外,上海交响乐团2012年底与纽约爱乐乐团签订的为期4年的共建乐队学院协议也将与2014年秋季开办第一期培训班,这一被称为“开创跨国界、跨洲际专业音乐团体合作办学先河”的尝试将迎来第一轮“实战”考验。余隆在上海交响乐团2013~2014年演出季的介绍中说:“一首古典作品是不同历史时期音乐人的共同创造。数百年间有无数指挥家、演奏家对其进行修改、补充、完善。我们怀着敬仰之心再次演奏,为的是还原、致敬音乐所网罗的历史和人性的魅力,这是我们所向往的艺术恒久的共性。”在2014年欧洲巡演归来不久的演出中,有一场3月8日由马里纳爵士指挥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度访华音乐会,曲目中有莫扎特的《D大调第35交响曲》。上海交响乐团欧洲巡演主要选择了俄罗斯的作品,或许显现出某种商演的需求,而马里纳爵士带来的莫扎特作品则巧合地再现出梅百器在钢琴上边弹边指挥莫扎特《加冕协奏曲》时期的氛围。归根结底,135年在时间的相对论里其实很短,而上海交响乐团眼下要面对的2014年却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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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12期 | 标签: | 47 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