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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不烦:缪钺先生论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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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图书阅览室里,挂有十位“史坛名宿”的照片,都是一九五零年后在历史系任教的老师。余生也晚,这些老先生中见过面的,只有徐中舒、缪钺(字彦威)、吴天墀三位。而实际听过课的,仅缪先生一人。徐先生只给我们做过一次讲座,然我以前读书时不够规矩,时常翘课,讲座也常错过,后来才知是大损失,虽悔亦晚(我入学前曾随长辈学过一点诗词,尚未入门,略知粗浅规矩而已。但对于此道的兴趣,那时也肯定是大于先秦史的)。而吴先生那时还没充分“解放”,不能开课。
  无论如何,川大的“史坛名宿”,我只有幸听过缪先生的课。而上课的感觉,可以用现在微信上常见的“震撼”来描述。内容的精彩且不说,先生对上课时间的掌握,真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当时先生的白内障还没动手术,等于是闭目演讲,由我们另外的老师(缪先生的学生)同步板书。每当缪先生说“今天就讲到这里”,接着就听到下课的钟声响起。老师可以不需任何提示而掌握课时如此精准,隐含着对课程和学生何等程度的尊重,教过书的人才知道。我自己教书也算认真,但就是看着表也到不了这样的境界。
  在这方面,彦威先生是下了功夫的。他曾自述讲授中国文学史一课的处理方式说:
  每星期上课三小时,要在一年之中将中国三千年文学发展的情况讲完,应有尽有,不许漏略,的确是要很费斟酌的。我的办法是把所有应当讲的东西都选出,然后根据它们的重要性,规定详略轻重的比例;这样,有了通盘的计划,就不至于因为某一部分讲授过详,多占了时间,结果影响到讲其他的部分要缩短时间,或无暇讲授。
  大概每一次上课,先生都是在整体的“通盘计划”之下又做出了一两课时的通盘计划,的确是用心良苦。如他自己所说,上课之前,总要先细看那一两节课的讲稿,更纯熟地掌握讲授内容,“尤其考虑斟酌如何能够表达得好,能够浑融成熟,深入浅出,使同学易于接受。譬如复杂的事实,如何清楚地说明;深细的理论,如何明显地讲出”。尤其“注意思想的逻辑性,注意条理系统。讲活清楚扼要,避免枝蔓芜杂、冗言废话”。
  缪先生特别指出,上课固然要言之有物,“但是更重要而困难的工作,不在材料的搜集,而是在如何精简,如何组织”。课程的“组织要紧密,系统要清晰”,才“可以免去芜杂重复”。他上课时,对“每一个问题都交代清楚。每讲一段,随时提醒所以要讲这一段的目的。而每段与每段之间,亦紧密联系。使听讲的同学能跟随我所讲的系统想下去,思想集中,不至散漫”。
  简言之,“课堂讲授是一种艺术,讲一节课,如果讲得好,能使同学愉快地接受,就如同一篇好的文章,使读者喜欢阅读钻研”。可以看出,口头和书面的表述本是相通的,其大体要求也是一致的。须注意的是,上引缪先生的话中,两次提到避免芜杂,他在其他地方也多次提到这一点。对先生而言,表述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言不烦”。撰写论文要做到这一步,就不能随意下笔,而“要求作者在抒写表达方面下一番惨淡经营的工夫”。
  有些人写文章常“信笔一挥,从不考虑如何构思,如何遣词,以及章法、句法等等,写成后也不修改,其结果往往是芜杂冗长,甚至于不通”。其实,“作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想作得好,在初稿写成后,必须自己反复阅读,不断地加以删改”。如“欧阳修的文章平易自然,我们读起来很容易懂,似乎他写时也并不费力。实际上不然,他是很费了许多惨淡经营的工夫”。
  “惨淡经营”也是彦威先生谈写作时不止一次提到的,当是甘苦之言。先生曾引陆机《文赋序》“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一语,指出“文事益进,则运思愈精;运思愈精,则求达益难”。有时“虽读者以为义味腾跃、切理餍心,而作者犹觉湮郁莫宣、龃龉未适”。写文章总考虑到读者接受的一面,就相当不容易了。在尽力之后,读者已能满意而作者犹感不满,那更非一般的要求。由此理解“作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方能领会“惨淡经营”之深意。
  先生体貌清癯,有仙风,文亦如其人。年轻时读先生的《诗词散论》,薄薄一本,真是清瘦,然确实“要言不烦”,量不大而实耐读。后来的《读史存稿》稍显丰腴,仍比一般的论集清减不少。如先生自己所说,其行文“有一个原则,即是简明清畅”。其对于避免枝蔓芜杂,必曾下了一番惨淡经营的工夫。后来习惯成自然,无需刻意为之,也能要言不烦。
  这与先生少年读书的经历相关。那时小孩“读书受教育,并不谈做学问,而是先反复训练写文章”。受缪家庭训影响,先生本“喜读萧统的《文选》,尤其欣赏魏晋间文,清疏淡雅,起止自然”。而“在清代文家中,尤其喜欢汪中”。但在保定读中学时的国文老师王心研(念典)是桐城文大家吴汝纶的再传弟子,讲文章注重桐城义法,并要求学生学作桐城古文。几年的作文训练,使先生“得到不少益处”。因为桐城派“主张‘言有序’,在一篇文章中,要结构完整,重点突出,辞句清畅,照应紧凑,不可散漫无归”。其长处在于“布局严谨,详略适宜,辞句雅洁,系统紧密”。由于少时的作文训练,先生以后行文都能“言之有序、文辞清畅”,而“无繁冗芜杂之弊”。
  一般都说语言是思想的表达,我在高考前听过一次中学名师的作文补习课,他的教导是:想得清楚就写得清楚,想得糊涂就写得糊涂。缪先生也认为:“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思想都要通过语言来表达。或是读书,或是写书,即便是默想时,也是无声的语言。”先生一向强调“好学深思”,不但写作是思,阅读也是思,甚至听讲也是思。学生听课,不能“只是记忆、了解,同时还要去思考。假设不用思考,而是一句一句地听,他们将不能记好笔记”。
  换言之,语言和思想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语文能力强的人,“读书快而且多,理解力与思考力也强”。一个“语汇贫乏,语法混乱”的人,其“思想一定是贫乏而无条理”。若提高“语文能力”,就能增进“思考能力”(此即前引“文事益进,则运思愈精”之脚注)。因此,“语文的训练对大学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幸的是,“现在受教育的青年,似乎缺少这一层功夫”。
  缪先生的受学经历,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遇到好老师就更突出。昔年学校对于写作,一向很看重,少年胡适就因此而在校中迅速“出人头地”。外国名校,直到大学也非常注重写作,美国的常春藤名校便一向如此。我们如今则不然,中小学的语文课越来越“标准化”,作文所占分量偏少。或因类似的训练一直不足,现在就连文科教授也难免“言之不文”了(我自己就一向被认为文字不够通达)。
  在彦威先生看来,“文章是表达思想感情、记述事物的工具,唯求其方便而已”。这“方便”二字看似简单,却仍是“有序”的。我自己也曾亲近过桐城“义法”,但更多是背诵《古文辞类纂》,尚不及“有所法而后能”的阶段,对桐城派的“言有序”没有多少体会。从先生的论述看,“言有序”便近于孔子论文所主张的“辞达”,而归依于“得体”。
  先生年轻时便写过《达辞篇》,主张辞之所达,是“达心之所明也,达中之所蓄也”。他引韩愈“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的论断,进而申论说,“心有所明,中有所蓄,而不能出诸口、宣诸笔者有之矣;未有心无所明,中无所蓄,而能文辞优洽、辞令周给者也”。这是对前述语言和思想关系的补充:语文能力可以增进思考能力,但还是要心有所明、中有所蓄。一言以蔽之:“本深末茂,形大声宏。”亦即刘勰所谓“根柢盘深,枝叶峻茂”(《文心雕龙·宗经》)也。
  彦威先生进而提出:
  作文章最讲究得体,就是说,在一定的题目要求之下,哪些应当说,哪些不应当说;哪些应该多说,哪些应该少说;都需要斟酌,不能信笔乱写。如果斟酌得好,则“轻重疏密,各得体宜”,就是好文章;如果信笔而写,杂乱无章,繁简有无都不合适,就是坏作品。
  作文要事先构思,而不能信笔书写,是先生反复强调的。在他为考证辩护时便承认,一些考据文章确实“流于烦琐,使读者生厌”。其原因,除一些作者不能割爱而尽量胪列证据外,也由于作者“不善于行文,不知道文章中轻重疏密之适当配合,不知道提炼勾勒之妙用”,于是因堆砌而成烦冗。所以,即使作考据文章,也“应当注意方法,做到线索清楚,论据分明,明白晓畅,一目了然,不可烦冗芜杂,使读者生厌”。
  如果说“深文周纳”(此用字面义)常不能做到辞达,浅显亦然。古人也有“以浅陋为达”者,明代川人杨慎辩之曰:“夫意有浅言之而不达,深言之而乃达者;详言之而不达,略言之而乃达者;正言之而不达,旁言之而乃达者;俚言之而不达,雅言之而乃达者。”缪先生据此指出:“辞之达意,期于密合,如响应声,如影随形。意无恒姿,故辞无定检。俯仰丰约,因宜适变。”至于具体的表述方式,则“表一意者不止一词,构一思者不止一式”。文章的“措辞选字、安章宅句之方,巧拙万殊,妍媸千变,虽有巧历,所莫能计”。
  理想的表述,或当如刘勰所说,要“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文心雕龙·宗经》)。缪先生是诗文兼修的,他对作文更多强调“简明清畅”,对作诗却主张造句“贵婉折而忌平直,贵含蓄而忌浅露”。在先生看来,诗要含蓄才能“言近旨远”。如果“倾筐倒箧,一泻无余,那就索然寡味了”。故作诗“总应当精练一些,含蓄一些,不可说得太多,太直,太尽”。但含蓄并非吞吞吐吐,反而是“用笔时要能飞跃”,不能“一步跟一步地走”。
  这样一种飞跃式的含蓄,是需要慢慢体味的。缪先生晚年对庄子说庖丁解牛之“以无厚入有间”一段,自觉“颇有触悟”,以为若借此论词艺,便指“透过复杂错综的情势,婉转曲折,以表达其幽微的寄托之思”。他曾提出:“一幅画,要有浓淡疏密;一部小说,也是有奇警处,有平凡处。奇警处自然会见精彩,平凡处则往往容易失于枯燥无味。”好的作家“在描写平凡的故事情节时,也能够使它不枯燥,不平凡”。
  人们常说玉不琢不成器,即使最提倡“客观”的史家,也不能不承认绝大部分所成之器都经过了人为雕琢的阶段(理论上也不能排除浑然天成的可能)。而对“器”的要求本各不同,有的希望能体现匠人的雕琢之功,有的则企图尽量掩盖斧凿之痕,以近于浑然天成。有些文章看似平易畅达,其实下了工夫。缪先生便注意到,“欧阳修对于自己的文稿反复修改,主要是要求语言的精练,繁简疏密的得体”。其修改不仅不是“故意地求艰深”,反而是要“使人读起来觉得更平易自然”。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流畅显明的文字不一定就没有“结构”,不过隐而不显,潜藏在意识的自然流动之中,使各种跌宕起伏,都仿佛是行云流水在“走自己的路”。我们确应避免过多的人为构思,特别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安排出来的“巧妙”。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历史上的人与事原本有其发生发展的逻辑,撰述者有所结构,也最好是顺应其原初的逻辑,彰显事物本身的逻辑力量,便可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此或即所谓“得体”。
  在此基础上,缪先生指示了撰写论文如何“要言不烦”的具体步骤。首先“通篇结构要完整,要能前后照应,彼此关联,不可松散”。如“开头如何引起问题,中间如何层层论证,最后如何总结;而每层之间又如何连贯衔接,其中关键性的论点如何常用警句说明,如画龙之点睛,通篇布局,如何做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都需要精思熟虑。同时,“用笔要能灵活跳宕,不可一句一句地平铺直叙,寸步不遗”。
  史学无证据不能立言,连论文如何引证的问题,彦威先生也有具体指点:“引用论证的资料,应当有选择,有详略。重要的证据,全文征引,据此进行考释、分析,说明问题;次要的则不必引全文,只引精要的几句即可;更次要的则可以用自己的话说出,注明出处来历。”若不必要的征引过多,成了专题资料汇编,容易使读者生厌。
  由此回看先生对课堂讲授的论述,并把“讲”转换成“写”,即“组织要紧密,系统要清晰”,才“可以免去芜杂重复”。对“每一个问题都交代清楚”。且每写一段,要随时提醒写这一段的目的。而“每段与每段之间,亦紧密联系”。以文章自身“系统”的展现,使读者“思想集中,不至散漫”,能跟随文章之进路,最终“喜欢阅读钻研”。这的确是艺术,或亦所谓“辞达”。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旅京寓所
  为纪念缪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而作
  (《缪钺全集》,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
  《缪钺先生编年事辑》,缪元朗著,中华书局二零一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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