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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洋人在中国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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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云南的知识,是那么零碎和片段。四十多年前,在贵州下乡当知青的时候,曾经跟着两个年长的朋友匆匆到过一趟昆明,事后却没有对这个毗邻省份留下任何印象。四十多年过去了,对于那一片土地,记忆还是那么模糊朦胧。到了现在稍稍要关心“疆域”和“族群”问题的时候,回头搜检自己肚里的存货,发现我对这个“彩云之南”的历史知识,好不容易才数得出几类:(一)正史的《西南夷传》、杂史如樊绰《蛮书》、绘画如五代《张胜温画卷》等故纸堆和旧图像;(二)从传说中宋太祖玉斧划界,把云南放在“大宋”之外,使大理国在《宋史》里归了《外国传》,直到蒙元时代才收归版图内的历史;(三)因为看贵州苗族图谱而顺带看的及各种《滇省夷人图说》等图画;(四)匆匆翻过的丁文江《爨文通刻》、清华大学所藏纳西文书、方国瑜主编的十三卷《云南史料丛刊》和八十年代刘尧汉等人关于彝族文化(如虎宇宙观以及天文历法)略嫌夸张的研究论著;(五)讨论佛教传入中国路径的时候,涉及西南丝绸之路的知识。真可以说是贫乏得很。大概唯一可以拿得出来说说的,就是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阁楼上,曾经发现过陈寅恪先生手批清华大学一九三五届毕业生刘仲明的毕业论文《有关云南的唐诗文》。
  在这篇论文的评语中,陈先生虽然称赞刘仲明“收罗大体齐备”,但也不由感慨,“云南于唐代,不在文化区域之内,是以遗存之材料殊有制限”。这种云南遗存历史资料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固然如陈先生所说,由于唐代它“不在文化区域之内”,而宋代又被划出国境之外,不免受了历史记载的冷落。记得北宋人辛怡显《云南至道录》里就曾引用开宝二年(九六九)官方册封文书中说,让云南王(驱诺),“统辖大渡河南姚、嶲界,山前山后百蛮三十六鬼主”,就是以邻为壑,把异族之麻烦扫地出门,所以,来自中原的唐宋文献资料依然有限。另一方面,恐怕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历史记载,原本就只关注汉族中心区域的朝代更迭、风云变幻,常常并不很留意隔山限水的边陲,所以在常见历史文献中,这一区域的记载总是显得支离破碎。特别是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流域、横断山脉之间那些非汉族人的生活世界,除了好奇或者猎奇的“采风者”,或者奉命巡视边疆的官吏,偶尔写一些“竹枝词”,画一些“蛮夷图”之外,很少有人真的对它做过深入考察和仔细描述。
  可是随着西风东渐,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洋和东洋的学者纷至沓来,对中国学术形成了巨大冲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关注重心与传统中国学者大相径庭。他们不仅对“中心”的汉族中国有别出心裁的解释,也对“边缘”的满蒙回藏鲜、苗彝羌傣壮都兴趣盎然;虽然对“主流”的儒家一如既往地研究,但对“支脉”的佛教、道教、三夷教、天主教更有巨大的热情;对历史叙述中通常占据显著位置的“上层”文化有新的论述,但对过去历史文献中往往缺席的“下层”却更为关注。这种对于“边缘”、“支脉”和“下层”的研究,特别表现在宗教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等领域中,一些早期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学者,可以说是“探险家”,可以说是“博物学家”,也可以说是“人类学家”,他们把颇多的注意力,放在现代(西方)文明互为镜像的其他文明之中,把极大的热情投入这片陌生的边陲和少人问津的边缘族群。我面前这部《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主人公就是一个多次深入云南(也曾深入四川、青海、甘肃一带)的洋人洛克(Joseph Francis Rock,1884-1962),他的本行是植物学家,可是,他更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者语言学家,他对纳西文字、风俗和历史的研究,对云南(以及青海、甘肃、四川)的地理研究,可能与他对中国珍稀植物的研究一样,足以让他在学术史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


  还得再一次抱歉地说,在没有看到这部书之前,我对于纳西人,以及青海、甘肃那一带藏人和回民的知识少得可怜,基于文献的边疆史或民族史著作,也只能给我一个笼统而含糊的印象。所以,《洛克传》中那些来自洛克日记、手稿和论著的描述,带我走入这些活生生的地域。特别是,它让我看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那个在汉藏之间(王明珂语)、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王赓武语)、土司自治与政府统辖之间、各种杂色族群和平民土匪之间,交错复杂的那个“边陲”。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西方人对云南一带并不熟悉”(61页),不过,全球化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使英国人试图从印度经缅甸(八莫和伊洛瓦底),打通一条到中国的道路,这使得西洋人开始踏上这片土地,这一通道恰恰就是过去中国所谓“西南丝绸之路”。虽然最早是商业性的,但是很快,学术性的探险也开始了,洛克是这群学术探险者中的一员。一九二二年二月,他从暹罗一路向北,来到云南,开始了他二十多年对中国边陲的植物、人种、语言、风俗的种种考察。这二十多年的考察中,洛克经历了多少风险?我没有统计,我只是在这部书中不断看到,无论是丽江、永宁远离中心城市的艰难旅途,要经过今天想象不到的长途跋涉,不期而遇的暴风雪、雪崩和各种流行疾病,还是不断出现的土匪以及族群之间的战争,威胁着他的安全,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国民政府的无能之下,各种军阀、官员、土司之间尔虞我诈甚至是生死相搏,他很可能一不小心就成为牺牲。用一个当下流行语来形容,洛克在中国的旅程始终“步步惊心”,可是,他却始终不渝地要往这片土地上来。
  “他是一个怪人,情愿长时期生活在异国他乡,在时空上远离和自己享有共同价值观和文化背景的人们”(139—140页)。作者萨顿(Stephanne Sutton,1940-1997)女士说,对于读者而言,“大众总是惊叹于探险家超人的业绩和人类承受所有艰难险阻的心理因素”,所以,更乐意看到自己不曾见到的奇花异木,和充满异域情调的文化现象。但是,对于时刻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洛克来说,这种学术探险就是在以生命“殉”学术,因为这种学术对他来说就是宗教,探险就好像我们常说的“有瘾”,因为这种上瘾般的痴迷和执著,他一生在植物学、人类学、语言学,特别是有关纳西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上,才取得惊人的成就。他的 《纳西—英语百科辞典》(两卷)、《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两卷)、《纳西文献研究》(包括对《神路图》的研究和对纳西驱除疾病之鬼仪式的研究)等十几种著作,以及他搜集的数以万计的纳西东巴文字资料,使他成为国际上对于纳西东巴文化 “开拓性和奠基性的”研究者,尽管在他之前涉猎纳西之学的,还有三个著名的法国人,即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1845-1894,《西藏及周边文字之起源》,一八八五)、雅克·巴科(Jacques Bacot,1877-1965,《么些研究:有关么些人的宗教、语言与文化的民族学研究》,一九一三),以及我们这一行最熟悉的前辈法国学者,被洛克斥责为“错误百出”的沙畹(?douard ?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有关丽江的历史地理文献》,一九一二)。
  今天,随着丽江古镇、玉龙雪山、泸沽湖的旅游开发以及东巴文字、摩梭习俗、巫师信仰的研究,所谓“纳西”已经不再神秘,可是,在近百年之前,你能想象这个迥异于中原文明的文化现象存在吗?就是在今天,人们想象纳西族的时候,你能想到,使用东巴文字的纳西人,早在十六世纪纳西人就有汉文《木氏宦谱》,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和西方人互相沟通,进入过现代性的西方社会和接受过现代的西方文明吗?凭着感觉隔空遥想,不是把一个民族想象成饮血茹毛的蛮夷,就是把这些地区想象成充满浪漫的异域风情,其实离真相很远。特别是,一个有关现代中国学术史的问题始终纠缠着我:为什么有关中国境内各种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真实描述和客观研究,常常是西洋或东洋学者先来开创,而中国学者只好紧追他们的步伐?像苗族调查,最早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二十世纪初叶进行的,而中国学者像样的苗族调查,要到三十年代的凌纯声、芮逸夫及其助手石启贵才着手进行,因此不得不被动地回应鸟居龙藏的问题;而对于云南各族的调查,要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之后,史禄国、杨成志、芮逸夫,特别是陶云达,才开始对云南各族尤其是纳西人有了学术性的调查和研究—一九三六年,陶云达在《史语所集刊》第七本第一分发表《关于么些之名称分布与迁移》,才指出丽江一代的“么些”,自称“哪希”(纳西),主要分布在丽江一代,是当地酋长木氏势力范围。
  但是,这时洛克已经深入丽江、永宁十几年了。这让我们叹息和深思,学术如果也是竞争,也许正是中国那种外部饱受欺凌而内部无力控制的国家状况,加上现代学术制度和学术视野的缺乏,使得在这种“学战”中,中国始终落入后手。


  我从不认为,一个人的学术遗产能证明这个研究者的动机纯粹,一个学者的成就高下也并不能证明他个人的品行高尚。古人所谓“文如其人”,多半只是事后诸葛亮一样的说辞。我也并不认为,有关人类学研究资料细致,就一定说明其描述立场正确,有关民族的风俗志水准很高,就一定没有其他意图。从这部传记看,洛克绝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纯粹学人,有趣的是,传记作者萨顿女士也并不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完人。在这部书中,作者根据洛克本人的日记和书信,描述了一个浑身上下充满了矛盾的人。他用人苛刻,让手下的人每天都要面对他“不断的苛求,忧郁的情绪和尖酸的批评”(46页);他喜怒无常,因为他有“反道统的个性、出奇的个人洁癖和刚愎自用的秉性”(88页);作为一个西方人,他瞧不起中国人,“白人的种族优越感赋予他权威”(155页),在中国他用这种白人的特权,居高临下地看待其他人,包括长期侍候他的八或十二个纳西随从……不过,作为学者,他对学问,对于中国边陲地区植物种类和文化现象的近乎痴迷的投入,仍然让我们对他肃然起敬。虽然我没有能力评价洛克在植物学和人类学上的造诣如何,但是,“在国家地理学会的资助下,洛克收集了六万件植物标本,一千六百件鸟类和六十件哺乳动物的标本”,引起世界有关中国西部珍稀物种的兴趣(20页),而他对中国西部的一系列论著,则“诱发了美国《国家地理》的读者对陌生的国度和异域文化的无穷遐想”(30页)。
  我读来最有兴趣的,是有关洛克内心冲突的记载,也许,洛克复杂的内心世界,正好代表了很多观察东方的现代西方学者。感谢作者萨顿女士,她相当公正地指出了洛克内心世界的种种纠结。一方面他对西方文明有很强的失落感,回到欧洲或美国,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但是,另一方面当他身处“贫穷”、“混乱”、“肮脏”的东方世界的时候,他又极度轻蔑和反感。他在中国享受着西方白种人的特权,以至于回到美国没有用人环伺就颇为失落,但对于中国或者云南少数族群那里的眷念,常常是因为他在那里享受特殊生活。在那里,“能过上他异想天开的、有权有势的豪奢生活,除了置身于遥远的异邦,除了生活在‘次等’民族中间,哪里还有他理想的归宿呢?”(155页)有时候他会觉得,除了北平,中国“仍旧是猪圈式的混乱和落后的生活,充满了奴役、腐败、盗窃、无能和欺诈”(382页)。所以,当他和中国用人发生冲突,他“总是忘了自己生活的国度践行的是一套迥然不同的道德伦理观”(276页),大发雷霆或者尖酸讽刺。
  这让我们对这种学术探险者的观感充满矛盾。当然我们可以说,来中国(或者其他所谓“未开化”区域)探险和考察的,是一群怀着好奇之心探寻异域风情,参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谓“东方主义”共谋的西方人,但是,我们也要想想,如果没有洛克和一大批人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暗昧不明的“边陲”呢?人们常常会颂扬罗塞塔石碑的发现,让世界开始破译埃及古文字,从而打开了通向古埃及文化世界的大门,但是,这一改变世界历史的发现不也是一项“殖民者”的副产品吗?我想,学术不一定都要和政治绑架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恺撒的可以归恺撒,上帝的可以归上帝,不妨对这些“政治不正确”或者“动机不正确”的学术成果多一些同情的理解,向这些敢于冒着风险深入边陲发现历史的学者立正致敬。没有洛克的收集、整理和解读,也许我们今天对于纳西东巴文字、风俗、信仰,可能还没有这么深入的理解。


  说实在话,现在看洛克对于当时中国各种状况的判断,实在让人惊讶他的洞察力。
  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见解也不一定都正确,但是,他对中国的理解却常常独具只眼,这也许是他深入社会底层和边陲区域的缘故。不妨略举几个例子。比如,书中提到他对保罗·门罗《中国:进化中的国家》的批评,门罗在外部观察中国,接受一种历史常识,认为近代中国的灾难都来自近代西方侵略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常常深入中国内部的洛克却指出,中国的灾难也来自中国人的“冷漠”,有三亿人(当时中国只有四亿人)并不知道这些条约,他们更直接面对的是“眼前寄生虫般的地方军阀,还有执政官僚,都以压榨民脂民膏和巧取豪夺为荣”,可是,这三亿人却始终沉湎在“马马虎虎对付眼前的窘境,再稍稍承受一下,日子也就挺过来了”这样的心态中,他们唯一在乎的是“面子和成规陋习”(86页)。又比如,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蒋介石,当很多人包括外国政治家对统一中国的蒋介石充满幻想,认为他可能是一个带有一些神话色彩的英雄人物的时候,洛克却看出“蒋介石就是诸多军阀中的一员。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蒋归根结底是中国军阀传统的产物”。虽然他也承认蒋介石“有做大事的勇气和敏锐的军人直觉,还有深切的爱国情怀,和他本人力所能及的良好的从政愿望”,但他也很遗憾地指出,美国政府“傻乎乎地全盘相信国民党的政治宣传,一味认为国民党的确可成就很多政治大业”(270、277页)。
  这种判断,也许和他“进入中国”的方式与其他观察者不同有关罢。他虽然也在北平、上海、昆明这些大城市待过,也与很多上层文化人、驻中国使领馆官员和外国记者接触频繁,但是,他毕竟更多深入边陲和底层,了解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他在华西看到“到处游荡、成群结伙的士兵”,在云南看到满大街的乞丐,在兰州看到国民政府军队、回民和藏人之间的厮杀,“到处是战争和骚乱,实在是寸步难行”(276页)。特别是,边陲各族之间的残酷战争,使得这个国家处于极度的混乱中,一九二五年,他看到以拉卜楞寺为中心出现的藏民、回民和汉人之间的纠纷,“藏民本就对回民怀恨在心”,反回民的情绪激烈,汉人一面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一面却想着“消除回民在甘肃西部地区的统治势力”,而回民的历史记忆中对清廷十九世纪镇压的恐惧,则使他们效忠于马麒,他们肆意掠夺拉卜楞寺周围藏民的财产。洛克指出,国家对于这一地区的失控一筹莫展,可是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知识人,却只是注意到同时在沿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注意到西方列强带来的诸多苦难(129—130页)。
  因此,这个看上去有些像探险狂人的洛克,常常有一些不同于历史学家、外交官员和新闻记者的敏锐观察,他的经验常常能够让他有出人意料的洞见,这种经验对于“他者观察”偏偏极为重要。不妨举两个例子。他曾再三郑重指出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在甘肃的经历使他发现,无论是国民政府的军队,还是地方军阀的军队,都觉得从农民身上狂征暴敛是正常的,于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吸引中国千百万农民的潜力”。尽管他并不希望共产党夺取中国,但他认为,忽视了这一点的蒋介石,恐怕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他预见到,蒋介石“根深蒂固的保守的价值观”只能植根于中华帝国的过去,最终他会被重视农民的毛泽东取代(304页)。同时,外国人也不能拯救中国,因为他们一味希望中国开放,让农民走工业化道路,他感到非常惋惜和不安。他觉得,“中国需要一个像样的政府,普及的教育,还需要引进讲卫生的生活习惯和西方的医学技术,从而引导人民过一种健康的日常生活”(307—308页)。应当承认,无论他的见解是否全面和有效,但他确实看到了别人忽略的问题。另外,他也告诫西方人,要懂得在对边陲地区的管理制度上,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也令人不安。在清朝普遍实行“改土归流”之后,当地土司头人一方面在本地有生杀大权,但另一方面又受到当地衙门控制,当地衙门又受到省级官僚管辖,一层又一层的权力似乎有所控制,但问题是,一切权力的来源则在皇帝那里。当清朝崩溃权威失坠,秩序就乱了,“权力纯粹取决于军阀手中的武力”(204页)。他指出:“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采取的是一种大一统的结构,但是对‘野蛮人’居住的边疆地区,帝王时期的中央集权政府并没有施以全盘控制,而民国时期,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就更为松散了。”可是怎么办呢?“如果政府力图派大批武装力量进入这些边远地区,也许能一劳永逸,把这些尚未开化的地区和人口纳入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之内,但结果显然得不偿失。”(204页)为什么“得不偿失”?日后中国的变化和发展,显然给他的论断做了注脚,让人不得不深长思之。


  话题还是回到洛克的本行来。我说的“本行”,指的不是他真正的本行植物学,而是后来为他赢得世界声誉的中国民族学特别是纳西研究。
  “在深深的峡谷和高达两万多英尺的远古山脉的斜坡上,在去往中国西藏的西部入口处,生活着一个土著部落,汉人称它为么些(Mo-so)。这个部落远离中国北部和东部的汉族文明,僻居一方,几乎与世隔绝。”一九二四年美国的《国家地理学会杂志》第五期上洛克撰写的《纳西人驱逐使人致病之恶鬼的仪式》一文的开头如是说,这是洛克有关纳西文化的第一篇论文(引自杨福泉等编《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萃》,2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据说,在这篇论文之后,一个“僻居一方,几乎与世隔绝”的神秘世界,就像云开日出的玉龙雪山一样,逐渐向世界敞开大门显出真相。我没有能力评价洛克在这个领域的成就,不过,正像一个德国学者普鲁纳尔(G.Prunner)所说的,“当对云南纳西族的研究正在发展为一个颇具特色而专门化的学科时,洛克的去世,使它不得不停留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最后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纳西之学几乎就是洛克一个人开拓出来的一个领域或者一个学科。这也许有些夸张,但是,当你看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他收集来的那些纳西东巴文书,看到他所拍摄的众多旧照片,看到他几十年间出版的种种著作,特别是,看到现代中国、日本、欧美学者有关纳西文化研究的著作中,洛克的著作在注脚中被反复引述,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半个世纪前已经去世的洛克,这部书的主人公,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开创和奠基”的学者。
  [附记]在哈佛的第一个月,承蒙译者李若虹博士赠送,我抽空读完了这部刚刚出版的《苦行孤旅》中文版,匆匆写下了这篇急就章式的读后感。在这里,我还要特别表达我的两点感慨。首先,是作者萨顿女士的知识让我极为吃惊,一个植物园主任的秘书,一个没有到过中国更没有接触过纳西、藏、回的女性,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如何能够写出这样一部需要丰富知识的传记!凡是整理和使用过档案、日记、公文来撰写传记的人都知道,从那些凌乱潦草的字迹中,清晰地梳理出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复杂的内心,是何等的困难!尤其是一个并非中国学家的人,要准确描述出传主洛克在二十至四十年代所处的中国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是何等的不容易,可萨顿女士的叙述却出人意外的准确和深刻。其次,是译者李若虹女士对这部传记的翻译,译文不仅清晰流畅,而且这一涉及边陲地区复杂历史、族群、人物、地理的传记,实在需要太多的知识,也需要查阅太多的专业书籍。尽管李若虹女士是出身哈佛的藏学博士,但是,这部传记涉及的,却并不全是她的专长藏学(尽管纳西人也与藏人有关),我惊讶地发现,译者添加的注释,来自相当多专业的论著,而补充进来的很多旧照片,则来自哈佛燕京图书馆,无论是译者注对正文的补充说明,还是老照片给我们带来的视觉冲击,都让我们对于这部书的主人公洛克的那一段中国生涯,增添了更多的理解和感受。
  (《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斯蒂芬妮·萨顿著,李若虹译,上海辞书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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