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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栏目的文章很少成为热气腾腾的大众话题,读它们的往往是少数人,但这么多年还一直保留着。“少数人”,我的理解不是所谓精英,在中国,精英的面目越来越可疑。“少数”,我的理解是,那些和“大多数”想法不太一样的人,时常从现实生活开点小差的人,对自己所不了解的领域抱有好奇的人。
  薛巍有个艺名贝小戎,每当文章署名从贝小戎变成薛巍的时候,他关心的就是马尔萨斯的遗产、知识的伦理这类严肃的非肉身问题。苗千是剑桥物理学博士,每周在和北京時差7个小时的伦敦仰望星空,操心宇宙的起源、黑洞的命运、我们人类居住的整个银河系到底什么模样、时间的存在是不是理所当然。艺术本来是可以喜闻乐见的,看看老树画画在微信朋友圈受欢迎的程度就知道了,但我们这个栏目在周刊却有自己心照不宣的界定——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报道被很多人评价“看不懂”的当代艺术。
  我进周刊是2003年,那时候艺术栏目就有了,负责它的是舒老师,印象中每周只有一页,但这一页写过的当时还在奋斗中的艺术家,圆明园时期的、花家地的、宋庄的,后来都共同经历了2006年前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黄金时期,大部分人成了身价不菲的成功艺术家。2010年左右,我从写收藏转岗写艺术,采访的时候,对方经常会以这样一句话来开场:我认识你们舒可文,10年前(9年前、8年前……)她采访过我。
  他们说的10年前,大概是2000年前后,那个时间点,相信绝大多数人连“当代艺术”这个名词都还没有听说过,但周刊为之设置了固定版面,开始持续关注这个在中国尚且不知有没有未来的陌生之域。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当代艺术呢?说清楚一本非艺术领域的生活杂志为什么要写当代艺术,自然要先搞清楚,当代艺术是什么。我经常在采访的时候,向各种艺术家问问这个问题,虽然有点大,但我确实很想知道他们的个人答案。
  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最近正在举办大型个展“徐冰:思想与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先锋运动中,以及90年代的全球当代艺术对话中,艺术家徐冰都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最早成名于全球的作品是1987年自己吭哧吭哧造了几千个字,刻了一部谁也看不懂的《天书》。当然他后来还有很多很牛的作品,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展览,一直展到10月底。回到之前那个问题:2016年在徐冰的工作室,我曾问他:“‘当代艺术是什么’你想清楚了吗?”他说到现在也不能说想清楚了。他觉得当代艺术这件事或者说“什么是艺术”这件事,在今天是最不清楚的事,就和世界的不清楚是一样的,因为变异太快。“人类没有足够的准备、经验以及思维的匹配来看待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对艺术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有个人的判断。一种判断就是,艺术对整体人类文明进程而言是补充人类以理性、逻辑、思维为主导来推进文明的方式中的不足。艺术家必须做出超越于现有概念、现有知识范畴的东西,简单说,应该是前所未有的。”
  在另一封答年轻艺术家的信里,徐冰对他自己的艺术方法论也有一段讲述,我觉得他其实从创作的维度回答了什么是当代艺术。他说:“艺术最有价值的部分,源于那些有才能的艺术家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而且,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并用‘艺术的方法’提示出来。这是人类所需要的,所以才构成了可出售的价值,才能形成交换链。所以说,好的艺术家是思想型的人,又是善于将思想转化为艺术语言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如果一个古代艺术家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了改造,对其所处时代、文化和环境具备高出常人的敏感,并且将之转化成了艺术语言,有什么理由不可以被视为“当代艺术”呢?譬如乔托,他开启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序幕,革命性地把绘画和雕塑从神性带往人性,对于15世纪而言,他当然是一个前卫的、当代的艺术家。古代艺术、近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这种划分不过也是一个“相对论”。艺术是否当代,衡量的绝对标准是创造力和思想力,通过其创造力的展示来获得一种价值。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艺术可以做什么?当然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这个8月初,我在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开幕酒会上见到了艺术家蔡国强,一年多前我采访他,当时他有两个大展,分别在莫斯科和马德里。这篇《蔡国强:在全世界玩火》刊在2017年第39期。在当代艺术家里面,老蔡应该是中国人最知道的一个了,2008年北京奥运,他从纽约回国担任艺术总监和视觉总监,在北京上空放了29个“大脚印”焰火。这次见面,老蔡突然跟我说:“你们可以把杂志办得更好玩!”“好玩”是他的口头禅,也是他的艺术方法论,所以曾有媒体冠名他“男孩蔡”。我想起上次采访,他跟我聊到老家泉州,说泉州那边人和自然比较近,和看不见的世界比较近;他说大部分社会上的工作你不能说它和人性有关系,但艺术有啊,所以一个艺术家在上海或北京出生,和在泉州出生就会有些不大一样。今年正好北京奥运10年,8月8日那天,好多人在微信回忆10年前的这天都干什么了,老蔡也给我传来几个小视频,看起来像是开幕那天街头随手所拍,“大脚印”一个接一个在空中绽开“走”向鸟巢,路人不断发出惊叫和欢呼。我想,这应该是他艺术生涯中最得意的一次“好玩”,和全中国、全世界一起玩。
  “生活中太多地方要讲道理,但在艺术这个领域,你可以发发神经。”这是英国艺术家马丁·克里德说的。2016年我在上海采访他,那篇报道发表在2016年第50期。这个马丁对于被誉为西方当代视觉艺术领域“奥斯卡”的透纳奖(Turner Prize)而言,是有史以来争议最大的一个获奖者。他那年获奖的作品是在一个空房间里,让一盏灯每隔5秒开关一次,循环往复,直到展览结束。他说因为没有找到一件合适的作品可以放进这个房间,而房间里恰好有盏灯,那就这样吧。等于借来了伊夫·克莱因的白房间,加了盏自己的灯。最简单的破坏力以及令人目瞪口呆的想象力。有人向他的疯狂扔了臭鸡蛋,有人奖赏他的破坏和想象。
  2015年,我还先后采访了两个大名鼎鼎的明星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和小野洋子,因为他们同时也跨界时尚和社交网络,所以派头不同于一般的著名艺术家。霍克尼给我的专访时间是两个小时,而小野洋子只有15分钟——在我作为艺术记者的生涯中遇到这样严苛的条件还是第一次,但这已经是小野洋子那次北京之行给予媒体的最好待遇。对于一位82岁的艺术家的一生,这点时间当然远远是不够的,甚至可以说令人沮丧。但是,想到能和这样一个20世纪的传奇面对面,问出我想要知道答案的问题,没有理由舍弃这个机会。中间我问到她怎么看人们给她的“女巫”的评价,她答:“这个评价很好啊。女巫,意味着女性难以置信的智慧和力量,这也是为什么男性不喜欢女巫的原因。”面对批评她行为的人,她是这样用文字来回应的:“到了我这个年纪,好像就该按照这个年纪的特定生活方式生活。请别阻止我成为我自己。我不愿像这个年纪的很多人一样,年老体衰。请不要又制造一个老气横秋、垂垂老矣的人。”很瘦小,衰老,却依旧拥有自由勃发的生命力以及努力要对世界发声的强悍的愿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喜欢采访这一类艺术家。对于他们来说,艺术是不断去发现人和世界、人和人的新关系,是突破想象极限的一种游戏。他们主观地让现实边界消失了,然后用艺术的方法制造了自己的平行世界。就像马丁·克里德说的,现实已经这么令人失望了,为什么不用想象力来刺破它呢?感谢我的工作,让我可以跟随这样的采访对象,精神性地超越本质艰难的生活。
  我也同样喜爱另一类艺术家。这几年陆续采访过英国最著名的几位当代雕塑大家,透纳奖的获奖者或被提名人:托尼-克拉格、理查德·迪肯、安东尼·葛姆雷;此外,还有德国摄影大师希拉·贝歇。贝歇夫人在去世前三年的2012年,到访北京,我们获得了那次唯一的专访机会。希拉和丈夫伯恩·贝歇一起工作,从50年代末开始,他们用50年时间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以镜头记录欧洲老工业区的逐渐衰败和消失,20世纪人类工业环境的变化。这几个艺术家身上,有一种相似的令人尊敬的老派气质,理性、严谨、冷静,谈论问题的时候剥除冗余而直达本质。 在他们这里,艺术没有浪漫主义,是智性的锐度,直面社会和人性的硬度,甚而有一层严峻的底色。
  当代艺术能为一本杂志提供什么?我觉得就是以上所有这些:令人陌生和不适,却可以带引我们抛弃固有的秩序,以从未想过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思想和方法。
  2015年的时候,我为自己计划了这个大艺术家的报道系列,想的是深度访谈国内外当代艺术领域的代表人物,目前完成了十来个,采完了还没动笔的也有几个。2017年以后,我开始参与承担周刊的编辑工作,写的速度慢下来,不过不会舍弃。我从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学养和思想力去评判我面对的那些杰出的采访对象,但我尽力做到了,不俯不仰,观察、思考和追问。
  周刊这期出到1000期了,我大概参与了其中700多期。写稿前刚刚读了苗千这周专栏的新文章,他在讨论时间的秩序从何而来:“究竟什么是時间的流逝?究竟是人存在于时间之中,还是时间存在于我们自身?”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时间的流逝多清晰啊,不就存在于每周一本的杂志中、每本杂志的稿子里?如果把这700期杂志一本本接龙,摆成一线,都不到2公里长度,也就将将走出我们办公室所在的霞光里9号。在这不到2公里的几百本杂志里面,我竟然用掉了自己的15年。有时候,觉得周刊就像一个古怪的想象共同体,这里并不大谈理想主义,新闻主义,包容的是散漫的个人主义;但无论外面是什么浪什么潮,什么人进什么人出,只要你自己还是其中一员,就会不由自主地接受它严苛的工作标准,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一篇好稿。
  我常常会在心里感谢这份工作。每一次采访和写作,都在带我理解世界,了解人,其实也在了解我自己。“也许是不潮流反而让我在潮流之中”,抽象主义绘画大师肖恩·斯库利谈到七八十年代,他如何在各种各样的艺术潮流之中不被卷走,跟我有过这么一句感慨。我也借来自勉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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