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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学的方式进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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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鸿生先生的三部著作—我想把它叫作“百年离乱三部曲”—在大陆由三联书店同时推出,作为老朋友、老读者,我是非常高兴的。它唤起了我的非常温馨的阅读记忆。那是二零零九年我到台湾去讲学,向台湾青年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历史。应该说,这是一次相当艰巨的历史讲述:它要在历史断裂中寻找心灵的接缝,寻求相互理解的基础。而要让台湾青年“进入”大陆的历史,我首先需要反省的,是自己对台湾历史的了解,套用郑鸿生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台湾的大陆想象》,我要追问的,是“大陆的台湾想象”。于是,我发现,自己从小受到大陆意识形态的教育,在我的心目中,一方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确定无疑的;另一方面,它又先是日本殖民地,后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美帝国主义的准殖民地。记得在中学时的朗诵会上,我经常朗读的一首诗,题目叫《台湾啊,我的故乡》,我至今还能背诵出其中的几句:“基隆是一个美丽的港口,现在却歇满了挂星条旗的舰艇。在特种酒家喝得烂醉的美国兵,用手枪恐吓过路的小学生。一年三熟的良田,变成了美式的飞机场。”这样,台湾就成了急需我们去“解放”的对象。总之,台湾对于我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抽象陌生的存在,具体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台湾普通人的生命存在,根本就不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视野里。而支配我们台湾想象的意识形态,一是出自中华中心主义的“中原中心情结和心态”,一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观念”。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两岸有了日益密切的接触以后,反美、反国民党的意识逐渐淡化,甚至有将其美化的趋向,在一些民众和知识分子那里,台湾成了钦慕对象;而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摆脱大陆中心的中原心态,以致来台湾讲学之前,我研究共和国的历史,却很少考虑两岸的关系,台湾基本上没有进入我的研究视野。而现在,我要向台湾青年讲述共和国的历史,就不能不首先面对台湾的历史,而且我必须找到两岸历史的连接点。
  问题是,我如何进入台湾的历史?我正是在这样的尴尬和焦虑中,接触到了郑鸿生先生的《青春之歌》。我立刻注意到书的副标题—“追忆七十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我的眼睛为之一亮:因为我要向台湾青年讲述的大陆故事里,其中一个重要篇章,就是“七十年代大陆青年(他们大都有‘左翼’倾向)的一段如火年华”。这样同一时间下两个不同空间里的故事,是否存在相似,甚至相通之处呢?或许正是这样的阅读期待,我很快就抓住了郑先生书里的几个细节:当大陆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台大校园里也有一个学生自发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提出“拥抱斯土斯民”的口号,反省知识分子和“斯土斯民”的疏离。一九七一年左右大陆出现了民间思想村落,“雪夜读禁书”;同时间,海峡另一边的郑鸿生们也在千方百计地读禁书,他们读的禁书大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著作。但有一本书两岸都在读,就是梅林的《马克思传》。
  大陆那时强调毛主席的书是“马克思主义最高峰”,直接读马克思的书就有了反叛的嫌疑。两岸共读的还有格瓦拉的著作。七十年代大陆民间思考的一个核心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特权阶级”的问题;在台大校园里也出现过一张反对特权的大字报,反对的是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特权。更重要的是,一九七一年,两岸青年都同时发生“思想的地震”:大陆是因为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使一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青年普遍有一种破灭感,对“文革”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毛泽东本人产生了怀疑;而台湾青年则是因为同年七月基辛格访问北京,美国抛弃台湾,与大陆建交,也开始对国民党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怀疑。郑鸿生在书中描述说:“人心开始浮动,神话开始崩解”,开始“另寻出路”,这同样适合于大陆。事实是两岸青年在同一时空下,都开始了新的觉醒,尽管其面对的问题与思考的结论都不相同,但思想震撼和重新思考的力度,对此后两岸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都惊人的相似。面对从郑鸿生书里第一次发现的这些事实,我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突然感觉,似乎触摸到了大陆和台湾之间存在的某种精神联系:这或许就是两岸历史更为内在的连接点?有意思的是,这种感觉不是产生于理论的分析,而是由郑鸿生个人回忆所提供的鲜活细节、故事中所感悟到的,并且是发生在两岸的青年之间,而且唤起了我自己的历史生命的回忆:在同一时空下,我在干什么?这就产生了特别温馨和亲切的情感反应:郑鸿生的台湾故事,及其背后的台湾历史,对于我依然陌生,但又似乎是熟悉的,这“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让我十分感动。于是,也就自自然然地融入了我给台湾青年讲述的大陆故事里。我发现,我的台湾学生也因此产生了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历史感觉:对于他们,不仅我讲述的大陆故事,而且郑鸿生的七十年代的台湾大学生的故事,都是陌生的;但又似乎是熟悉的,至少是可触及的,或许也唤起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回忆?不管怎样,我的大陆故事,郑先生的台湾故事,都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是和他们的生命有着理不清、道不明,但又是确确实实的精神联系的存在。在我看来,对这样的感觉,是无须做理论的分析与提升的,就让它保留“理不清,道不明”的状态为好,这是更接近心灵的沟通的。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把郑先生的书介绍给大陆的青年阅读,或许也可以将远方与己似乎无关的陌生的台湾,变成可亲近的、可感触的,熟悉而感性的存在。今天,这一愿望终于实现,我是特别感到欣慰的。
  我注意到在《寻找大范男孩》里,有一篇我和郑鸿生共同的老朋友陈光兴先生的序言,其中有一段话:郑鸿生“有意识地去承担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如何缝合世代之间,省籍之间,两岸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通过历史化的过程,开始寻找和解的可能”。
  这里讲到的“缝合鸿沟”,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世界各国之间,以及大陆和香港、台湾之间的交往空前的密切;另一方面,却可以同样强烈地感觉到,交往愈密切,彼此的差异愈明显,愈加凸显出彼此心灵的隔膜。这一点,在大陆与香港关系上已经有了突出的表现:在香港回归大陆以后,大陆与香港人之间零距离的接触愈多,由于彼此文化、观念、国民性格、素质、习惯的差距产生的冲突越来越频繁,并且很容易造成感情的伤害,以致形成彼此关系中的深层危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大陆与台湾之间,而且随着彼此贸易关系的日益密切,还会有新的发展,而且会比香港更为严重。如郑鸿生在他的《百年离乱·序言》和《台湾的大陆想象》里所说,“两岸的百年分裂”,造成了“历史、文化的断裂”,“身份认同”的困惑,以及“在两岸现代化过程中与传统断裂所带来的各种迷惘”,再加上两岸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因各自的政治目的而对历史传承随意切断,对历史伤痕则无情抹杀”,这一切最后就形成了“心灵断裂”和“裂伤”。而在郑鸿生看来,这样的“精神层次上的碎片化问题”,是“两岸现今诸种难题的症结所在”。他说,这成了他“多年困思的场域”;在我看来,这也是他写作“百年离乱三部曲”的动力所在,而他的困思正是抓住了两岸问题的要害。许多人都希望借助发展经济贸易来解决两岸问题,也有许多朋友寄希望于两岸,特别是大陆民主化的进程,但都忽略了克服“心灵的断裂”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其实已经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一个现实问题:在外在的经济、物质关系日趋密切的情况下,如何达到内在的“精神的和解”,是具有同样迫切性的。
  我注意到,陈光兴说到“精神和解”是有两个层面的:一是台湾内部的世代之间,省籍之间的心灵沟通,另一是两岸之间的心灵沟通。其实,在大陆,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内、外两个层面。而内外之间的沟通又是相互勾连与影响的。即使是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也存在“世代之间”的不同与隔膜。像我和郑先生这一代,两岸的问题更多的是和我们经历的历史勾连在一起的;而对两岸“同在承平世代成长的一代人”,“他们都活在全球—美国化下一个叫‘华语文化圈’的新兴氛围里,几个世代来‘中国—台湾应该是什么’的纷纷攘攘,都不太在他们的视野里”,“他们不太有这些历史意识了”(见郑鸿生:《台湾的大陆想象》)。
  这样,对两岸的不同世代,都存在“进入历史”的问题。而在郑鸿生和我这样的两岸同代人看来,“进入到历史”,特别是“进入到他者”历史(台湾进入大陆,大陆进入台湾历史),达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又是达到心灵“和解”的重要途径(参看赵刚:《百年离乱:两岸断裂历史中否认一些摸索》序)。我理解,陈光兴强调“通过历史化的过程,开始寻找和解的可能”,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于是,我们又要追问:如何进入历史,特别是他者的历史?
  这就使我想起了我的台湾讲学的讲稿整理而成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一书,这本是我向大陆和台湾青年讲述我们那一代经历的历史的一个尝试。在台湾学生和有可能读到此书的大陆学生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位北大的研究生在读完以后,向自己这一代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如何进入历史,如何获得历史性?”
  他说:“共和国的历史是内在于钱老师他们生命中的;而历史却是外在于我们的。”他因此反省自己和同代人已有的进入历史方式:或者仰赖于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有限经验,构建历史性;更多的是借助理论构建历史性,这对有着理论训练的这一代研究生,或许“是一条捷径”,但他发现,“由此我们轻而易举地获得历史的方向感,然而,却也因此遮蔽了历史本身具有的复杂性,过于单一的理论视野完全简化了对历史的理解,误认为单一的历史面向,就是历史的全部”。于是,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有没有另外的一种方式进入历史?这位学生因此注意到我是以“文学者”的身份、思维方式与叙述方式去书写历史的;他认为,我的尝试的最大启发性,是提供了“以文学作为中介进入历史”的新的可能性。文学对历史的观照,首先是对人的观照;而对人的观照,又集中于人的生命的个体性、具体性和感性存在;特别观照的是人的内心世界,人性,人情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细节。在这位学生看来,这样一种“对具象的敏感性与人性论视野”,从文学进入历史,就可以获得可感知、可追寻、可拥有的历史性,包纳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它可以为理论分析与结构提供基础,又不会因理论分析与结构而简化历史(参看石岸书:《“文学性”的历史》)。
  在我看来,郑鸿生的“三部曲”就是这样的“以文学方式书写和进入历史”的自觉尝试。陈光兴说,他的著作“既是文学又是历史的创作,树立了他的独特的写作风格”(《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大范》);赵刚说,连他的评论文章也是“从他自己的故事说起”,“起点经常是他自己的经历感受,然后带着大家一步步地去说一个被遗忘的故事,或是一个被压抑的故事”(《历史与身世之间》)。郑鸿生当然不是为写回忆而回忆,为说故事而说故事,他是有一个大的历史的,甚至理论的视野和眼光的,作为台大哲学系毕业生,他更是有哲学关怀与思考的。但他又警惕于“纯粹的理论的探讨”容易陷入某种既定理论的“漩涡”,他因此选择了“重新去审视具体的社会变化,或许较有可能呈现真相”的叙述策略(《“郑鸿生作品”前言》)。他更质疑“现有的各种大叙述”对“寻常百姓家”的“常民生命”的有意无意的忽略与遮蔽(《一趟心灵寻根之路》)。他说:“理论文章非我所长,回头审视自身的成长经历,却是我较能掌握的。”因此,他要爬梳的是“家族几代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要书写的是作为“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部分”的家族史、地方史,这同时也是“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的一个尝试”(《“郑鸿生作品”前言》)。他提供给读者的,都是具体、感性的鲜活的生活图景,其间灌注着浓郁的生命体温和气息,这是活生生的百年台湾人史、心史。我们这些既完全不了解台湾,却充满了各种先验偏见的大陆人,或许通过郑先生这样的“文学性的台湾历史叙述”,就可以越过既定的充满政治恩怨的理论阐释、历史叙述,“抛开既有的框框架架”和“意识形态的包袱”,“‘赤手空拳’地去贴近”台湾普通人的“历史”,面对“历史真相”(陈光兴:《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大范》)。这当然不是唯一的,却是一条“进入台湾历史”的极具魅力的途径。它会唤起我们或类似或不同的生命记忆—我读《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总是一边读一边回忆我母亲的一生;我读《寻找大范男孩》,也在寻找我自己。仔细说起来,这将是另一篇评论文章的好题目。这才是真正心灵的对话—在我们读者和作者之间,也在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这样的心贴心的交流,持续下去,就会于潜移默化中,达到彼此的理解、宽容,最终达到我们期盼的心灵的和解。这或许就是郑鸿生写作的初衷,也是他的著作在此时介绍到大陆的特殊意义和价值所在。它提醒我们,在两岸关系进入以经济贸易交流为主的今天,切不可忘记心灵的交流,这样的郑鸿生所强调的“心灵寻根之旅”是万万忽略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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