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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


  第聂伯河从北至南奔向黑海,将基辅一分为二。在河右岸,基辅人沿着河岸倚山建立了一连串的公园。那个刚下过一夜雨雪的初冬早晨,马林斯基公园里,斑斓的树叶铺天盖地。第聂伯河的氤氲从枝枝蔓蔓的树丛间闪现出来。城市笼罩在灰色的雾气里,河水倒映着深深浅浅的天空。这是2011年11月,基辅在我脑海里留下的深刻画面。那时,《三联生活周刊》正在策划苏联解体20周年的封面报道,几位同事被分别派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做实地走访。面对这片陌生的土地,我欣喜而又忐忑。那是我第一次出国采访。
  2009年,我毕业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机缘巧合,就在我刚要入职的时候,老主编朱伟决定开辟一个新的“观察”栏目,每周为读者提供2~4个国际时事观察分析,每个篇幅1页。主编对我们的要求是尽可能地采访国际专家、学者,对政治事件和话题提供简短但信息含量密集的分析。这份工作做久了,我们都有些倦怠:由于题材和体例的限制,“观察”栏目的写作很难展现细节,体现个性。而且,我们与那些国际时政中提到的国家和要人远隔千山万水,我们完全需要通过既有的材料和分析家的眼光去认识他们。这种隔膜感时常令人感到沮丧。
  回头来看,这是主编的“一盘大棋”。2009年之前,国际报道并不是《周刊》一个重要的报道门类。2008年10月,《周刊》制作了一期冰岛金融危机的“封面故事”,那是那一年唯一的国际话题“封面故事”。2007年7月,国际话题“封面”的独苗是西班牙文化年寻踪。再往前,2006年,周刊的“国际封面”为零。但从2009年开始,《周刊》对世界的关注陡然增加。随着钓鱼岛、南海等问题的升温,围绕中国利益展开的国际关系分析屡次登上“封面”。关注《周刊》的读者不难发现,近些年,国际话题的“封面”变得越来越多。现在看来,不起眼的“观察”是《周刊》的一方苗圃和试验田。每周2个国际问题分析的写作让我得以在这个自己一无所知的领域获得迅速的知识积累,我们逐渐把国际时事从1页的小文章,扩展到了4~6页的详细报道。
  2011年可以说是一个转变之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阿拉伯世界发生动荡,穆巴拉克下台;欧美介入利比亚局势,卡扎菲殒命;匿藏多年的本·拉登最终被击毙;欧债危机爆发。所有这些事件,《周刊》都做出了迅速反应,制作了详细的封面报道。另一种趋势也在显山露水。那时候,绝大多数的报道还是在“隔岸观火”:主要依靠记者对资料大量搜集、处理和逻辑建构来完成文章。我们相信自己的这种能力,但也对此怀有警惕:在远离第一现场和核心人物的情况下,文章是否缺乏真正鲜活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在被二手資料牵着鼻子走?我们有没有可能提出自己对世界的观察和问题?
  2011年11月,我们兵分几路奔赴前苏联的土地,大概就被赋予回应这些问题的期望。对我个人而言,这是全新的考验:出发的时候,我并没有获得一个明确的作文命题。签证只给了我10天时间,没有人能告诉我选择写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可以从哪些方面去观察一个国家,应该去找哪些人聊聊。我像是一个素描新手,面对一桌子静物,全然不知从何下手。
  在乌克兰,陌生国度的风物、气息和它鲜活的人民给我带来巨大的冲击。在基辅,我走过1.5公里长的克利斯卡提克大道,想象1941年,德军占领基辅,苏联在400公里外用无线电引爆了炸药,这里的300多栋建筑灰飞烟灭;2004年冬天,它又成为“橙色革命”的风暴中心,曾有100万人挥舞着橙色旗帜,涌入这里支持总统候选人尤先科。我走遍了城中的教堂、修道院,听闻宗教影响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变化。我拜访了女记者奥克萨娜·法纳利一家,普通乌克兰家庭的生活在20年变迁中的种种细节令我动容。我还去探望了83岁的克劳迪娅·库德里亚肖娃,她是苏联时期乌克兰最重要的宣传画画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在节日里,她的作品被制成4米高的巨型海报,和领袖肖像一道安放在基辅的“十月革命”广场上。2011年的夏天,她刚举办过一次展览,那是20年来库德里亚肖娃第一次公开展出自己的作品。然而不幸的是,我在这些信息的狂流中迷失了。
  从乌克兰回来,我写了两篇文章。集中于基辅见闻的一篇勉强付梓,另一篇被主编毙掉了,那是我在《周刊》第一次遭遇毙稿。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东西乌克兰陷入对峙。回想起3年前的那篇毙稿,我惋惜不已。在被毙掉的稿子里,我试图讨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和发现。我注意到了这个年轻民族国家的问题:新一代和老一代对国家的独立道路持有不同的看法;东西乌克兰之间在文化、历史、经济上的裂痕甚至比代际的裂痕更大。在西部重镇利沃夫,老派又时髦的利沃夫人走在如布拉格一般的古城里;政府积极修复着老城,设立英文路标,努力吸引来自西欧的游客;在这里的报纸上,是否应当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依然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甚至会引发暴力冲突的话题。而在东部的哈尔科夫,我见识了一座没落的工业重镇。这里的时间似乎已经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停滞。地铁依然以苏维埃站、无产阶级站、苏维埃红军站、劳动英雄站命名;市郊区延绵着成片的寂静厂房和陈旧的工厂宿舍,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庄严肃穆的大楼上还可见苏联共产党的标志。独立20年,哈尔科夫失去了苏联时代享有的交通枢纽地位,其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从未完成转型,人们依旧认为,俄罗斯才是未来的机会所在。
  遗憾的是,我花费了大量笔墨描绘我所看到的东西差异,却没能深入地讨论这些差异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背景,也没能对这一差异的现实意义提出自己的判断。换句话说:我并没有达到《周刊》对一篇稿件的期待和要求。事实上,中国媒体的国际报道普遍存在几种缺憾:信息和观察是二手的,碎片式的;缺乏细节;缺乏判断;文本缺乏个性。在这个短阅读时代,《周刊》一直在允许、甚至鼓励记者写上万字的长文,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记者可以到达现场,提出自己的观察和发现;我们有能力去处理海量的知识和信息,从而为我们的观察提供有力的支撑;我们最终能够写出这样一些文章——它具有丰富的细节和信息,能够提供有价值的见识,文本本身亦是出色的。
  尽管有了这次不成功的尝试,但《周刊》依然给了我更多的机会。几个月后,2012年3月,俄罗斯大选,我再次出发,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待了20天,发稿3篇。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常常会想起2011年的这次乌克兰之行,回望这扇大门,我总能获得启发。

探索自己的世界


  几年前,我买了一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出的合集,叫《有待探险的世界》。《卫报》记者西蒙·温切斯特为这本集子写了序言。他记得10岁时冬日的伦敦,黄雾弥漫,在航运公司集中的科克斯普尔街的盡头,明亮的橱窗里摆放着远洋船只的模型。在浪漫故事、幻想和白日梦的激荡下,男孩最大的渴望是走到办事员的高台子跟前,让他给一张手写船票。17岁时,温切斯特第一次在甲板上看到美洲大陆:“眼前的一切都散发着令人陶醉的异国气息,那样的浪漫,那样的陌生而又奇妙。”
  《有待探险的世界》收录了《国家地理》上世纪30年代前发表的一些文章。那个年代,最著名的旅行家们钻进刚刚打开的图坦卡蒙陵墓,在中亚的荒漠里邂逅酋长和毛拉们。内罗毕的街头,受惊的斑马在狂奔,狮子看到人会吓得逃走,花豹追着家狗,一直撵到门廊前面来。那个时候,旅行还等同于探险。诞生于1888年的《国家地理》正是第二个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产物。
  旅游地理或者说人文地理是《周刊》这些年一直在探索的写作门类。在过去20年里,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历史上,从未有这么多的国人有机会踏出国门,亲眼去看外面的世界。人们依旧兴致盎然,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世界的面纱早已被一层又一层地掀开,我们这些写字的人还能为人们提供什么呢?
  2014年巴西世界杯开赛在即,《周刊》决定制作一期巴西的人文地理“封面故事”,那是我第一次写作这样的题材。我领到的任务是到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发掘一些关键词,用它们来描摹和介绍这两座巴西最著名的城市。我所遇到的问题是:对中国读者而言,巴西并不是一个特别陌生的国家。每个人都在电视上看到过里约的沙滩,科科瓦多山上的基督像;每年2月份,电视新闻里都有狂欢节的盛景。我在这些人们熟悉的词语背后,还能发现什么?
  真的到了里约,我发现,信息爆炸中,人们获得的大多是碎片式信息和不断加深的刻板印象。就拿桑巴和沙滩来说,它们就像里约外套上的花纹,我们往往只看到了花纹的局部样貌,不但看不清整体,更无法触碰到外套下的肌体。我希望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桑巴、沙滩为什么能够成为里约的名片?它们在历史和文化上是如何嵌入这座城市的?
  巴西权威人类学家罗贝托·达马塔曾说:“不是巴西发明了狂欢节,相反,狂欢节创造了巴西。”我去狂欢节的历史里寻找答案:30年代,执政的瓦加斯政府敏锐地发现了桑巴在中下层民众中的号召力和宣传力,向桑巴团体的狂欢节游行提供补贴,让他们必须表现官方推崇的爱国主义题材,一个主题被不断展现:巴西是一个种族民主的社会,一个非洲遗产受到应有尊重的国家。在这个种族成分复杂、阶层分化严重的年轻国家里,桑巴从此发挥着黏合剂和国家形象的塑造的双重作用。在里约,我没有去观看面向游客的桑巴表演,而是参加了一场萨尔盖鲁(Salgueiro)桑巴学校的母亲节聚会。在那儿,我和人们聊天,并亲眼看到,桑巴为何在今天的巴西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年复一年的狂欢节排练和比赛中,萨尔盖鲁为人们提供身份归属、用桑巴帮助人们完成情感宣泄;它聚拢社区资源,提供政府所无法提供的公共服务,使其变成社区互助的枢纽。老住户玛西娅·苏扎带我参观了坎塔加洛贫苦窟,它就位于伊帕内玛海滩后面的山上。在那儿,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社区自治是如何进行的,社区内的桑巴学校是如何嵌入这一体系的。
  在观察里约的沙滩时,我也同样使用了类似的视角:海滩在里约人的社会生活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通过大量阅读和在当地的采访,我得出的结论是:以海滩为中心的城市格局是在过去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形成的,海滩代表了新兴的旅游业、精英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的现代化。同一时期,巴西利亚取代里约成为国家首都。圣保罗的经济地位也早已超越了里约。作为旧都,在城市身份的重新定位过程中,“海滩城市”的概念填补了里约人巨大的心理失落,迅速成为里约人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同时,海滩提供了广阔和深入的公共空间,这是社交场、政治、商业宣传和社会实验的展示空间。许多巴西社会变迁的各种试验都在海滩被公开和认可,阶级对抗和和解也在这里完成。这是沙滩的独特社会地位所在。
  在里约,我尝试着开放自己的感官,尽可能去体会这座城市的气息。在基督脚下710米高的科科瓦多山上,我找到了这座城市的另外一个主题。顺着基督的目光向东,大西洋上的小岛层峦叠嶂,将瓜纳巴拉一湾白帆点点的碧水拢入怀中。向南,城市最繁华的部分沿着黄金海岸铺开一条细线,和我脚下的山地环绕出偌大一个水平如镜的罗德里戈潟湖。向西,延绵不断的山丘铺遍密林。科科瓦多山本身就是蒂如卡国家公园的一部分。里约的公路、房屋在海洋、山峦、丛林和潟湖的间隙里蔓延。我深刻感到:里约首先是自然的,然后才是城市的。我找到了里约州埃斯塔西奥德萨大学生态学家里卡多·菲诺蒂,拜访了蒂如卡国家公园园长埃内斯特·卡斯特罗,并亲身体验了一天在蒂如卡的徒步之旅,观察这里的植被和动物。我得知遍布里约山脉的雨林被称作大西洋雨林,是异于亚马孙雨林的另一种生态系统。里约这座城市的成长,亦是人类与雨林对抗与共生的产物。
  早年,《周刊》主要是由“土摩托”袁越在世界各地走南闯北,后来越来越多的同事加入了人文地理类报道的写作。《周刊》一直以来都在创造一个宽松的氛围:鼓励每个记者提出自己的发现,专注于那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对于读者而言,这意味着刊物的丰富性和多元化;对于我们这些记者而言,则意味着个人成长的巨大空间。很多时候,工作绝不仅仅是工作,变成了人生的重要体验。
  巴西之行给了我更多的探索勇气,我开始着迷于用自己的眼光打量世界的乐趣。在我进入《周刊》开始关注国际问题的这些年里,世界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趋势:文明之间的冲突加剧,民族国家的问题不断涌现。2014年底到2015年,“丝绸之路”系列报道恰好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通过走访一系列国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考察。
  2014年底,我自己挑选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作为目的地。我清楚地记得格鲁吉亚边陲的洞窟修道院群。修道院群建在一座大卫山上,公元6世纪,大卫·加雷加以此处为基地向格鲁吉亚东南部宣教。我花了半个小时爬到山脊,在那一刻,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自己站在文明的“分野”线上:朝南,旷阔的连绵丘陵草甸便是阿塞拜疆的领土。我的眼前是伊斯兰文明的沃野,背后是荒漠中的东正教圣地。1615年,波斯萨菲王朝的阿巴斯大帝率兵杀到这里。据说,漫山上尽是璀璨烛光。在最后的祷告后,六百修士在波斯人的屠刀下慷慨就义。
  这正是我策划此行的原因:若中亚被称作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那么,外高加索则是文明间迎面相撞的那个“界点”:以南北为维度,今天的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连接着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与伊斯兰文明的土耳其、伊朗;以东西为维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国界恰是分野:向西,基督教文明的大门就此打开。我想要亲眼看一看,这种界限是如何形成的,它在今天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在世界上第一个宣布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我醉心于探索一个问题:在不断被大国吞并的千年時间里,一个弱小的民族是如何顽强生存下来,拒绝同化,并最终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的。
  2015年5月,我再次上路,这一回,我去了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两个陌生的邻邦恰好给了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伊斯兰文明的机会。一路从东向西,在丝路古城撒马尔罕,我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那个疑问:在明珠般的古城撒马尔罕,乌兹别克人展示着帖木儿帝国时期的丰功伟绩,它被塑造成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政治、军事、建筑、科学的“黄金时代”。但事实是:帖木儿本身和当代乌兹别克民族并没有任何关系,他自诩为成吉思汗的后代。而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历史叙述里,成吉思汗是个残暴无比的侵略者。15世纪,金帐汗国部族一个名叫“月即别”的分支入侵了花剌子模及河中地区。他们踏进撒马尔罕,打碎了帖木儿的孙子兀鲁伯统治的帝国。“月即别”人是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血。对“月即别”的另一种翻译就是“乌兹别克”。在过去不久的苏联时代,乌兹别克斯坦人视帖木儿为“残忍的战争贩子,险恶的野心家”。而就在苏联解体5年后,新政府大张旗鼓地庆祝了帖木儿660周年的生日。在国家经济紧张的局面下,撒马尔罕的遗迹仍被陆续修葺一新,全国各地出现了无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学校、行政区、公共组织和奖项。在历史教科书里,帖木儿成了乌兹别克的精神象征。那么为什么是帖木儿?对于历史的不断解读、再解读,推翻、再推翻,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亚有何关系?
  “丝绸之路”系列报道的最后一站,我去了罗马。最初,《周刊》希望我能写写古罗马和古代中国的物质交流。但事实上,以最知名的丝绸为例,意大利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他们并没能发现两个强大帝国之间直接物质交流的考古证据。我还能从罗马身上看到什么?幸运的是,罗马的伟大征服了我。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去这样理解这种强势文明:我看到它那些精美绝伦的镶嵌画,闪耀着美索不达米亚庙宇的光芒;那些堪称奇观的巨大穹顶,来自亚述帝国对拱券结构的最初探索;那条条通向罗马的大道蕴藏着波斯帝国的智慧。罗马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这并非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邑,埃及与阿非利加省的小麦养育了它,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希腊的石料构筑了它的城市。帝国领土的富饶物产让它蜚声东方。更重要的是,它拥有非凡的罗马人——他们来自远至美索不达米亚和不列颠的广阔疆域。在“四海一家”的时代精神之下,他们将自己的神祇带到“万神殿”,共同成就了罗马。公元7世纪到8世纪初,当长安取代罗马成为世界之都,亦有此“四海一家”之精神。
  在米兰时,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教授基娅拉·巴斯向我展示了一块生产于15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出产的丝绸织物:一只鸽子环绕在一朵六瓣花朵中。这个花样曾被用在米兰统治者斯福尔扎家族教堂婚礼的华盖上。正是在这一家族的大力推动下,米兰成为新的丝织业中心。“这个图案成为斯福尔扎家族的标志。在今天的意大利人看来,它完完全全属于西方。但我在查阅了许多历史档案后发现,它依然源自于中国的传统图样。”“我们为什么要去探究这些?”巴斯教授对我说,“了解历史的一部分原因是让我们为我们祖先曾经创造的文明自豪,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我们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在孤立主义与全球化对峙的今天,巴斯教授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我想,这也是我们坚持行走于世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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