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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钱玄同的“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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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作人第二?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在选择蛰居北平的文人学者中,钱玄同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与他的老朋友周作人相比,钱氏虽也有留日背景,但始终没有成为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直至一九三九年初,其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关于北平沦陷时期钱玄同的表现,即所谓“晚节”问题,一直没有太多争议。因为钱氏去世不久,同年七月国民政府便发布褒扬令,表彰其学行: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钱玄同,品行高洁,学识湛深。抗战军兴,适以宿病不良于行,未即离平。历时既久,环境益坚,仍能潜修国学,永保清操。卒因蛰居抑郁,切齿仇雠,病体日颓,赍志长逝。溯其生平致力教育事业,历二十馀载,所为文字,见重一时,不仅贻惠士林,实亦有功党国,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幽潜,而昭激劝。
  这一褒扬令带有盖棺论定的性质,再加之抗战胜利后,钱玄同的门生故友如魏建功、徐炳昶等人在回忆文章中提供的种种细节,似足以证明钱玄同之“晚节”不成问题。
  然而一九九八年《鲁迅研究月刊》上登载了谢村人的一篇文章,题为《“书斋生活及其危险”》,从钱玄同的一封佚信谈起,认为从“五四”到三十年代,钱氏由新文化阵营中的一位“猛士”,蜕变为固守书斋的“隐士”,北平沦陷后,甚至倒退到“贰臣”的悬崖边上,要不是死神向他伸出“援手”,极可能有堕入深渊的危险。谢氏文末再次强调钱玄同“死得其时”—“虽然已被污水弄脏了鞋袜,但未遭灭顶之灾;否则在日寇的威胁利诱之下,未必不会成为第二个周作人!”
  谢村人这篇“判决书似的文字”立即引发争议,《鲁迅研究月刊》上随后登出两篇与之“商榷”的文章,大段征引徐炳昶、魏建功等人的回忆文章及国民政府的褒扬令,捍卫钱玄同之“晚节”。但这两篇商榷文章,并未直接回应谢村人指出的一个“污点”:据《周作人年谱》,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钱玄同接受“亲日分子”何克之的邀请,出席了有“日本右翼分子”山崎宇佐和文化汉奸参加的宴会。这次“灰色”的宴会,是谢村人断定钱玄同有可能沦为“周作人第二”的唯一证据。不对这一宴会的性质加以考察,尽管有官方的褒扬令做护符,仅凭亲友的回忆,也难以完全洗清钱玄同的“污名”。要弄清此次宴会的性质及出席者的身份,不能仅针对事件本身,尚需大致了解北平沦陷后钱玄同的日常生活。

二、一次宴会的背后


  关于这次“灰色”的宴会,谢村人依据的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周作人日记所载:“午往玉华台,赴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罗文仲、孙蜀丞、方宗鳌、夏明家、钱玄同、沈兼士。”为支持自己的论断,谢氏对这条日记略做改编,先给招集者何其巩贴上“亲日分子”的标签,又在“山崎宇佐”这个日本名字前冠以“右翼分子”的头衔,其余赴宴者则一律归为“文化汉奸”。这种贴标签的办法似乎太随意了,谢村人并未逐一考察出席者的真实身份,便急于为此次宴会定性。
  问题在于谢村人依据的其实是《周作人年谱》之转述,而非日记原文。山崎宇佐的身份背景虽尚待查明,但极有可能是两个人!周作人日记中涉及日本人的,如是相交甚浅或不甚知名者,往往用姓氏表述,而“山崎”、“宇佐”都是日本较常见的姓(日记原文无标点,“宇”字是补写的)。并且《年谱》转述此事时,只列出赴宴者的名单,竟略去了日记原文中极紧要的半行字:“略谈及孔德华北讼事。”这句话实已点出何其巩招集此次宴会的缘由,容后详考。
  事实上,时任中国大学校长的何其巩在政军两界有着极复杂的社会关系,沦陷时期其在北平文教界扮演的角色,绝非“亲日分子”这一标签所能概括。在招集此次宴会前不久,何其巩曾以“前华北大学校长”的身份,应邀出席了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组织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而周作人正是因为在这个座谈会上露面,遂被判定为“文化汉奸”,收到武汉文化界发出的驱逐令及十八位作家联名签署的公开信。
  需要追问的是,在被占领的非常事态下,出席日方组织的文化活动或有日本人在场的宴会,对周作人、何其巩等人而言,是否意在表明某种“合作”的政治姿态,或者说是否构成某种心理障碍?其实就在出席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前一天,据周作人日记所载,其“应山室之招”,同座有钱稻孙、苏民生、洪炎秋、新见、西川、佐藤、木村、富田、菊池等共十人。又如同年七月七日下午周氏往北京饭店,应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之招,“来者尚有山崎、村上共四人”。由此可见事变后,周作人并未杜门用晦,断绝与日本文化人的往来。相较之下,在钱玄同日记中,北平沦陷后出席有日本人在座的宴会,仅此一例。
  除了考察赴宴者的身份背景,更重要的是何其巩以什么名义,或借什么由头招集三月二十九日这次宴会。无巧不巧的是,钱玄同日记只记到三月二十八日,此后有近一个月没有写日记。这种间断在他的日记中很常见,或是因为身体不适,或就是因为一个“懒”字,不能持之以恒。但沦陷时期钱玄同日记中的空白,比事变前又多了一层阐释空间。如“七七事变”后,从七月十九日到八月末,他有四十来天没有记日记。直至九月一日续写时,钱玄同声称:“这四十日之中,应与《春秋》桓四、桓七不书秋冬同例也(以后也还如此)。”所谓“《春秋》桓四、桓七不书秋冬”有何寓意?按宋儒的说法:
  问:“桓四年无秋冬,如何?”曰:“圣人作经备四时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书秋冬。《春秋》只有两处如此,皆言其无天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下,伊川先生语)
  故“不书秋冬”乃春秋笔法。钱玄同日记中的这段空白,非一般意义上的间断,实有意为之。从七月十九日到八月末,正值北平“笼城”前后,其间有两个关键的时间点:七月二十九日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撤退,八月八日日军进驻北平。钱氏日记的此次间断,是以春秋笔法—“不书”,“言其无天理也”。
  问题在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钱玄同赴宴当天及其后一个月没写日记,是有意识地“不书”,还是单纯“未记”?钱氏对此未做交代,故只能从此前此后的日记中寻找与这次宴会相关的线索。有研究者从三月二十三日的钱玄同日记中发现似与此次宴会相关的信息:当天周作人与钱玄同商量“同访何其巩,为孔德事也,在何家见”(邱巍:《境遇中的民族主义—从钱玄同的晚节说起》)。遂断言三月二十九日的宴会应当正是“在何家见”的最终结果。这一发现虽利用了一手材料,但断句有误,当日周、钱二人已拜访何其巩,并“在何家见姚惜抱致陈硕士信手迹”。故三月二十九日何其巩招宴,确与孔德事相关,但并非“在何家见”的最终结果。
  三月二十三日周作人、钱玄同“同访何其巩”,为孔德何事?除了设宴者何其巩,值得注意的是,三月二十九日赴宴者中,孙蜀丞的名字也在这一时期的钱玄同日记里频频出现,且与“孔德事”相关。如五月八日“访孙蜀丞,为孔德讼事”;五月十日至辅仁大学,“因前日约定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孙(蜀丞)在今日上午会于该校,为孔德和解事也”;五月十一日“为孔德事,乘汽车访岂(周作人)、访孙(蜀丞)”;五月十三日“得孙(蜀丞)电话,知一切手续均办妥,专候孔德付钱矣”;五月十四日“至孔德,取五百五十元,至知老(周作人)处,孙(蜀丞)亦来”;五月十五日“至孙蜀丞处,孔德与华北事毕矣”。五月十六日钱玄同日记称:
  孔德讼事已了。今晚中人何其巩因调停此事已毕,约双方人在其家吃饭。我因伤不能往,电话约知堂来家,请其转达。
  可见这一时期钱玄同、周作人屡屡造访何其巩、孙蜀丞,都是为“孔德与华北事”。五月二十六日“孔、华讼事,今日已开调解庭,完矣”。
  所谓“孔、华讼事”缘何而起?钱玄同、周作人、何其巩、孙蜀丞在此案中各自饰演何种角色?钱玄同日记对此事语焉不详。所幸河北档案馆存有一份涉及北平孔德学校与华北学院房产纠纷的和解笔录。据已公开发表的档案记载,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时任孔德学校校长的周作人和华北学院法定代理人何其巩,因房屋借用权的民事纠纷,最终达成和解。和解内容为:“被上诉人(华北学院)对于宗人府房屋借用权,情愿永远让与孔德学校。”
  何其巩时任中国大学校长,为何在“孔、华讼事”中充当中间人,且作为华北学院的法定代理人出庭?因一九三七年八月底,华北学院被迫迁至城南湖广会馆,其在京校舍由中国大学代管。而孙蜀丞在“七七事变”后接任中国大学国文系主任,故亦与此案有关。一九三八年六月三日周作人“为孔德了结华北案”设宴于承华园,回请何其巩、孙蜀丞诸人。由此可见三月二十九日何其巩招宴,不过是为调停孔德学院与华北学院的房产纠纷。谢村人据此质疑钱玄同之“晚节”,无疑不太了解沦陷时期的生活常态及文教界错综复杂的人事背景。

三、沦陷下的生活常态


  尽管钱玄同声称仿效春秋笔法,“不书秋冬”,但在一些特殊的时间点上,仍瞥见到“沦陷”在北平城中投下的阴影。如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为旧历中秋节,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 ’特令全市商店挂灯结彩以志庆祝,借纪念东方文化之佳节也。”引号中的空白,即秉持“不书秋冬”的原则。同日,中山公园改名为“北平公园”,东厂胡同改称“东昌胡同”。九月二十四日云“今日道路又挂红灯”,其自孔德归家时,行经东安市场前,见高悬白布匾,文曰:“庆祝陷落保定府”。十一月八日街上张贴“庆祝太原陷落”之布文。十二月七日钱氏路经北大一院,见门首有“皇军”站岗。
  这些沦陷的阴影在钱玄同日记中一闪而过,往往是干瘪的一行文字,纪实性的,不加评论,不带情感色彩,有时略含反讽。其着墨较多的场景,是南京陷落前后及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钱玄同从报上得知南京陷落的消息,“九时警察署大放鞭炮庆祝”,“入晚每家门首至少须悬方形红灯一盏”,次日中午各校学生须至中央公园举行游行庆祝。第二天又听说南京尚未陷落,“故今日游行及提灯之庆祝均不举行”。钱玄同至中央公园散步,“见甚清静,空气甚佳”。十二月十三日至孔德,与同事谈话间,警察忽来传话,命学校准备五色旗。翌日“晨起,出胡同口一看,见满街都挂五色旗”,午后途经中南海门前,见已挂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招牌。十二月十五日天安门开庆祝大会,学校放假,警察送来太阳与五色交叉之旗,令各家贴于门首。
  但沦陷这种军事占领的非常状态,久而久之会成为一种波澜不惊的生活常态。从沦陷时期的钱玄同日记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个宿病缠身的读书人在占领区的日常生活:每日奔走于家、宿舍、学校、医院之间;顺道拜访老友,一谈就谈三四个小时;身体不适或遇大风、雨雪天,便在室内清理书籍杂物,倦时倚在床上乱翻书;偶尔去东安市场购物,旧历正月间照例“巡阅”厂甸东、西两路。
  仅以逛厂甸为例,来看事变对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影响到什么程度。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钱玄同给周作人写信说:“呜呼,计我生之逛厂甸书摊也,今岁盖第廿五次矣”,“前廿四次总算努力,而今年则七日之中仅逛三次,每次只逛一路,噫,何其颓唐也!”据钱玄同之子钱秉雄回忆,自一九一三年钱玄同北上进京后,一住就是二十来年,没有去过比天津更远的地方,北京成了他的第二故乡。除了喜欢北方的气候及在此地结识的诸多好友,更吸引钱玄同的是北京的书肆,尤其是每年春节的厂甸。因酷爱逛厂甸,钱玄同被戏封为“厂甸巡阅使”。而一九三八年厂甸书市之光景与事变前有何不同?据钱玄同考察:“今年有些熟书摊均未摆,而摆者我有许多多不相识,故您过年好哇,要什么好书啦,今年还是第一次来吧,种种应酬话很少听见,此与往年不同者也。”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即阴历正月二号,“厂甸巡阅使”钱玄同向周作人汇报:“今天冒了寒风,为首次之巡阅,居然有所得,不亦快哉!”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其首次“巡阅”所得,系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改定本。二月五日钱玄同逛厂甸东路及土地祠,购书七种,最得意的是新镌《康南海先生传》,万木草堂刊本。此日钱氏从下午一时逛到六时半回家,足足逛了五个半小时,体力惊人,并于厂甸晤唐兰、刘文典。次日十二时半又至厂甸,巡阅西路,购得《陈石遗年谱》及戊戌至己亥年《清议报》原本。二月八日专程去买《清议报》全编残本。十日下午三时逛厂甸东路,略及土地祠,毫无所得。十二日下午略浏览西路,购得日本田口卯吉之《中国文明小史》(广智书局译本)及《昌言报》、《东亚时报》各一期,遇刘盼遂。二月十三日午饭后,头涨胸闷,仍至厂甸东路一巡。二月十五日本是厂甸书市结束之期,钱玄同得知今年延长十天,至二月二十四日方散。二月二十二日为其该年最末一次巡视,土地祠中已无人摆摊,道旁的书摊大约比元宵节以前减半。照钱玄同日记统计,一九三八年正月二十五日间,其分别“巡阅”厂甸东西两路及土地祠,共计十次,较事变前何尝有“颓唐”之象!唯有从书信日记中体会知识阶层的生活实感—或许有悖于局外人对沦陷北平的想象,才能更真切地理解事变后读书人的出处选择及伦理境遇。
  

四、抗战非攘夷乎


  在表彰钱玄同的“晚节”时,一般会举魏建功回忆文章中的一个细节: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其动身离平前,钱玄同要他刻一方图章,就刻“钱夏玄同”四个字,借以表明恢复自己的旧名。对于这方印的寓意,魏建功以为,“钱夏”是钱玄同从事排满革命时期的名字,自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日军进驻北平,“他又再拿来表示一个新的民族分野”。至于“夏”字之来历,周作人在《饼斋的名号》中解释得更清楚:钱玄同赴日本留学,受种族革命之熏陶,另取光复派之号曰“汉一”;及从章太炎求学,乃知古人名字相应,又由“汉一”而想到“夏”字。可见以“夏”为名,在钱玄同这里,带有“汉一”即“排满”的胎记。北平沦陷后恢复这一旧名,则是在事变刺激下,晚清经验的某种复活。
  沦陷时期钱玄同最重要的学术工作是编辑《刘申叔遗书》。一九三四年其与郑裕孚(负责校对《遗书》者)通信商量是否刊行刘师培的《攘书》时,称《攘书》之名,取义于“攘夷”:
  夫泛言攘夷,此在任何时代,皆不失其价值。即以今日而论,抗日非攘夷乎?打倒帝国主义非攘夷乎?
  在钱玄同看来,刘师培之《攘书》不仅有其学术价值,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的语境中,更有其现实意义。“攘夷”的内涵,远超出晚清狭隘的种族主义;在世界大同之日降临以前,几乎可与同以国家为边界的民族主义画上等号。《攘书》作为刘师培早年以学术鼓吹革命的业绩,在钱玄同眼里,不同于空洞浅薄的宣传标语,其发挥“攘夷”之义,“类皆原本学术,根柢遥深”,乃“纯然学者之言”,而非革命家的一句口号。
  一九三六年章太炎去世后,钱玄同所拟的挽联中,亦将“排满”与“抗日”并举,着力表彰其师之“攘夷”思想:“先师尊重历史,志切攘夷,早年排满,晚年抗日,有功于中华民族甚大。”而此思想得力于《春秋》。一九三七年事变前夕,钱玄同重温三十多年前看过的邹容《革命军》,感叹晚清“虽持极端排满论者,亦不至于今日之富于保守性”。他认为辛亥以前抱“一民”(民族)主义者,虽不及孙中山之“三民主义”,至少是“二民主义”,兼有民族、民权二义。章、刘、邹等人标举的排满革命,均非单纯的种族革命。即便《国粹学报》之邓实、黄节“亦尚略有新思想”。专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者,唯有南社诸诗翁及各地会党势力而已。钱玄同对“攘夷”二字的重新界定,无疑是针对三十年代过于“保守”的民族主义。
  在力主刊行《攘书》的那封信中,钱玄同谈及刘师培的“晚节”问题,他推测反对刊行者之用心,“实因申叔晚节之有亏,恐人见其早年之鼓吹革命而讥其后之变节耳”。至于如何评判刘师培之“变节”,据钱玄同总结,大约有三派。甲派谓刘氏为群小及艳妻(何震)所累,以致陷入泥潭,无法自拔,并非他个人之罪责。甲派之代表是蔡元培,其对刘师培始终如一,持谅解态度。丙派则始终敌视,而乙派的态度有个变化的过程,“始恶之而终谅之”:
  当时闻其变节而颇致诋毁,逮革命既成,往事已成陈迹,而敬其学问之博深,谅其环境之恶劣,更念及旧之交谊,释怨复交,仍如曩昔。
  钱玄同坦言自己是乙派中人,“昔年曾与之割席”,表明其政治立场。而“终谅”之前提,首先是时移境迁,“革命既成”,刘师培的“变节”已成历史上之陈迹。其次,钱玄同再三强调学问与政治、思想与行事的区别,以为“行事之善恶,时过境迁,即归消灭,而学问则亘古常新也”。既然刘师培之行事已成陈迹,无损于其学术文章的价值。
  钱玄同及章、刘一辈皆是过渡时代中人,出入于政、学之间,其前后之主张、行动之宗旨难免随一时一地之思想、感情,尤其是外在环境之剧变而更易。始激进而后保守,始革命而后不革命,乃至反革命者,绝非刘师培一人。即便是此辈人中脚力最好,紧撵着时代往前跑的梁启超,“始而保皇,继而立宪,与革命党大打笔墨官司,而民国以来乃拥护共和”,善变如此。梁启超之保皇、刘师培之变节,在民国初年,“因时代较近,故诋毁者甚众”;二十年后,对于二人清季之所作所为,已知者甚少,“即真知之亦甚隔膜,即不隔膜而怨恨之念亦不复萌生,但见其学问之渊深而敬之矣”。
  对于刘师培的“变节”,钱玄同所以能“释怨复交”,还涉及公谊与私情之取舍。假如钱玄同目睹周作人之“落水”,他会持何种立场?按照钱玄同对知堂学问文章之欣赏,对其环境包括所谓家累及舆论压力之同情,更考虑到二人数十年之交谊,很可能“始恶之而终谅之”。不过谅解恐怕要等到抗战胜利,甚或是新中国成立后。但抗日毕竟不同于排满,“攘夷”与民族主义无法真的画上等号,故周作人之“落水”也难以与刘师培的“变节”等量视之。中日间的那场战争,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尚未结束,因为引发战争的那些导火索还在。时过“境未迁”,周作人之“落水”还没有成为陈迹,钱玄同的“晚节”仍招致非议,尽管后来者对他们在沦陷下的处境与心境更为隔膜。
  (《钱玄同日记》影印本,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福建教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杨天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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