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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40年,中国的变化有多大,大家都有切身感受。建筑领域的变化也不小,而且不止一次,我属于一个没落下的,都赶上了。
  我父亲张开济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常常觉得,他非常疯狂。1967年,我们家被抄家,他也挨斗,但他却对我和我哥哥提出,“你们俩十来岁了,应该学英文了”,就去给我们找老师。到了第二年,有一天父亲问我:“如果有机会出国,你敢不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没有机会上大学,更没有机会出国,可是我爸就会想这些,跟当时的外部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
  记得恢复高考之前的1976年,我还在北京稀土研究所工作,一次出差,从武汉坐船经长江去重庆,忽然听到船上大喇叭广播:“打倒四人帮了!”我对政治不大敏感,当时对将要来临的变化还没有明确意识,但对于以后要念书,因为我父亲,有一定精神准备。所以等到1977年能考大学了,我和我哥都没犹豫就考了。我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只读了三年没毕业,1980年后有机会出国了,我爸就极力怂恿。那时候出国的人还很少,私人护照的001号到004号我们也认识,是四兄弟,他们大概是1979年出去的,我哥是1980年,我是1981年。我可能是“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生里面,学建筑的第一个。
  我到了美国,跟现在留学去精英学校不一样,我去了印第安纳州的波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后来我们就叫它“球大”。那是一个特别乡下的地方,周围只有一望无际的老玉米地,跟先锋的艺术、设计完全不沾边,我就在那里继续读完了本科。不过我这人有狗屎运,第二年就碰上一个老师,南非人罗德尼·普莱斯(Rodney Place),出身于英国建筑联盟学院(AA),他讲的都是文艺复兴时的绘画、雕塑、现代艺术,跟盖房子没多大关系,可是他对我后来成为建筑师的影响特别大。他的课,可以说是特别“禅”,就放一张照片或者一张古画,对着一屋子七八个人,问:“你看到了什么?”一开始我们都不太会严肃对待,可他绝对不放弃。有次我实在烦了,把自己对一张画的理解讲给他听,他没反应;再问,他就说:“嗯,还有什么可能?”后来我在1985年又回到“球大”去教书的路上,开车在科罗拉多大山里,突然悟出来那张画的意思了,同时也不再关心老师到底是怎么想的了。我的独立思考意识,也就从这么一个戏剧性的“顿悟”时刻开始了。我开始思考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师。
  90年代中期前,我一直在美国教书,从“球大”,到密歇根大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再到莱斯大学。后来就开始想盖房子。回国念头的萌发,我记得大概是在1988年,我去耶鲁大学看一个中国朋友,他说“我给你听点儿东西”,我们就去他的宿舍。那天下大雪,外头特别亮,他的宿舍里又黑又乱,他拿出一个录音机开始播放,音质糟透了,但音乐实在太震撼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崔健,没想到这么棒,于是开始想回中国,也就是奔着正在发生的当代文化去的。其实到今天也是,我觉得中国的机会除了所谓创业挣钱,还面临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催生阶段,建筑师也能在里面做点事情。
  
  在中国的建筑实践开始得有点稀里糊涂。1993年我和鲁力佳回来过春节,有朋友找上门来找我们做设计,我本来也很想盖房子,就这么开始了,开始了就骑虎难下了。我后来得到去莱斯大学教书的机会,秋天到休斯敦,就想,注册一个公司吧!鲁力佳站在柜台上,要交7.5美金注册一名儿,我们没有名字就临时编,她说:“要不就叫‘非建筑’?”我比较实际,心想“要叫‘非建筑’,谁找咱们盖房子呀”!就加了个“常”字,叫“非常建筑”,用汉语拼音注册,觉得好像还有点儿意思,等于非常不严肃地干了一件严肃的事。我确实还有一层想法,就是覺得中国的建筑过于强调造型,过于怪异了。我想,如果这些是“正常建筑”,那么我们想建的可能就是“非常建筑”了。但实际上,满大街上的才真是非常建筑?
  1996年我决定辞掉教职,回国当建筑师了。那时候,市场上还是以大设计院为主,只有几个零星的独立建筑事务所,独立建筑实践的基础几乎不存在。再加上我们自己以前又没有真的实践过,所以那个艰难劲儿也超出想象。第一个真正建成的项目是席殊书屋,当时是在车公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楼里要建个书店,朋友介绍给我们。那个地方原本是过车的通道,只是那些年给堵起来了,我们顺着这个线索想到书店与城市的关系,把车流人流等要素汇合在一起,用现成的自行车轮子做了“书车”——一个旋转的书架。当时中国建筑界正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建筑师们都在谈论符号,实际上就是往建筑上贴装饰,我那时候意识到建筑学核心问题的缺失,席殊书屋这个小小的书店室内设计算是一种批判式回应,它在建成后收到的反响还是挺强烈的。尽管4年后被拆除了,原址重新又回复成了过道,但它对中国当代建筑学产生的影响大家还常常会提起,所以结果并不算“小”吧。
  我到现在还在想,新文化运动推广白话文,建筑有没有白话文?现在的建筑设计实际上是文言文,因为有一种自我意识。我有时会有一种把设计做得直白的意愿,但回到中国实践之后发现,如果设计不明显或不张扬,业主会认为你没有设计,所以我一直想做出有说服力的“普通建筑”,但没做到。
  因为总遇到好老师,我对教书也特别起劲。我一边回国做建筑师,一边又想着也许什么时候可以办学。1998年来了机会,北大一位副校长碰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北大教书,办一个建筑学研究中心,我就去了。我当时已经开始觉得,光教一门课不行,得建立起来一个教育体系,而且应该借由教育赋予建筑实践批判性,这样才能培养出来有立场的建筑师,于是慢慢搭建起“本体建筑学”的框架,这是在北大5年的主要工作。后来麻省理工学院请我去做建筑系系主任,当然又是我赶上了,就在建筑教育上继续投入了几年。我记得读大学时,有一次我父亲去哈佛大学建筑系访问,后来提及碰到当时的系主任,一位贝聿铭事务所的合伙人,我随口跟我爸说“我以后也要当哈佛的系主任”,我爸表情特别痛苦。我以为是因为我失言了,太不自量力,结果我爸说:“你野心太小了,当个哈佛系主任算什么呀,你要当一个好建筑师。”我后来还是在麻省理工当了一把系主任,但总想起我爸要我清醒,要我不要忘记实践。
  我虽然算是子承父业,但父亲张开济跟我的个性很不一样。他有一次跟我说:“盖房子,根本不是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当外交官。”对我来说又是非常意外。他那一代建筑师,对于自身角色普遍有一种社会性的理解,就是我能画各式各样的房子,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画。而我的理想比较狭隘,就是盖房子,至于怎么盖,我会跟人没完没了地争。
  这就牵扯到建筑师能做什么的问题。在美国大学里,老师们基本都是左派,都谈论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等,关注这些问题当然不错,我自己也是中偏左的政治立场,我也认同建筑实践要关怀社会。唯一的不同,是我要用建筑技能和知识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做个社会活动家式的建筑师。建筑设计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社会问题,比如世界贫穷问题?由于日本建筑师坂茂的救灾工作,以及智利建筑师亚力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的社会住宅,人们开始过高地估计建筑推动社会的能力,但对这一点我恰恰不太肯定。首先建筑师不能改变任何体制,其次我们提供的设计智慧不容易传递给大众,手机行,像iPhone,房子不一定行。所以现在大家倾一生积蓄来买房,完全是服从经济游戏,而不一定是买了一个好设计,这事儿真扭曲。
  我现在绕了一个圈,又回到建筑本体了。建筑设计要干什么?就是盖一个房子。盖一个房子,就得把房子最基本的部件都搭对了,从材料,到空间,到结构。再进一步,能不能搭得巧一点儿,建筑是门手艺,中国有一个说法叫“意匠”。回头看,我特别尊敬梁思成先生,他感兴趣的就是建筑构造。
  今天看,还有两件事情要做,有可能从中找出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建筑。
  第一件,是建立对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的认识,寻找我们当代建筑的基因,这是一条历史、时间的纵轴。这里面也有一个“白话建筑”的问题,因为基因不是特殊的,而是普遍的。像我父亲那一代建筑师,他们学的是古典主义,去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是直接延续过去的;而我们这一代,因为成长环境的断裂,可能要先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的传承,然后再建立跟古典主义的联系,要去重新梳理那个发展过程。从建筑实践方面,其实已经有很多建筑师做到了当代中国建筑的形式表达。这里要提到王澍,普利兹克建筑奖在2012年颁给了他,当时我也是评委会成员,颁给他也有对当时中国建筑文化批判的意思。那个时候的大环境还是大量地抄袭和复制,王澍在做当代中国建筑,有明确的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语言在里面,在之后影响了太多的建筑师。而此时此刻更有意义的是,怎样不再做王澍,超越王澍,根据每个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来想象中国建筑。更进一步,让房子看上去像中国房子,很多人做到了,那么,这房子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国造法?这可能就不是某个建筑师的个人作品,而得靠建筑师们的集体努力,比如把混凝土结构推进了,把钢结构推进了,这方面也会出现曙光。
  另一件,是重新认识“东西方”,这是地理、空间的横轴。东西方当然有差异,但这个提法在建筑学里造成了好多问题。比如今天说造一个中国城市,或者一个欧洲城市、美国城市,其实是把城市当成一个广告牌了。我的想法不是取代“东西方”,而是认为“南北方”的差距对建筑学更重要,即基于地理、气候不同而带来的方方面面差异。其实西方是北方,东方是南方,跟欧洲相比,整个亚洲都是偏南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对院落这么感兴趣,除了我小时候住过十几年之外,院落也是一种南方建筑类型,它会带来丰富的户外生活,檐下、廊下、客堂间都是开放的半室外半室内空间。就像古画里,人会坐在开敞的屋子里喝酒赏雪什么的,另有一番乐趣。

手记


  张永和曾经画过一个小侦探的故事:头戴一顶福尔摩斯那样的黑色硬礼帽,身穿一件齐脚踝的大风衣,脚蹬一双皮靴,还拿着一个烟斗当枪,用来吓唬人。这个小侦探住在一个长长的板楼里,他的每个探案都从这里展开。
  “小侦探”是张永和小时候常听父亲讲的一个故事,父亲总是现编现讲,他和哥哥很爱听。而某种意义上,“小侦探”也是张永和本人的化身。进入他的办公室,会发现很多故事里的道具:戴礼帽的小主人公模型、自行车、烟斗、老式公文包、照相机……这些日常物件看似无厘头,和建筑师的主业无关,但都是张永和生活中持久的兴趣,于是被他聚拢在故事里,让小侦探替他探究一番。而对于现实中的城市和建筑,他也有一种侦探式方法论:“建筑设计者应该像小说家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生活,像人类学家那样研究人们活动的每个细节及其意义,来体察人的活动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在中國建筑界,张永和有着近乎超然的地位。作为建筑师的儿子——父亲是设计了包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天安门观礼台等在内的“半个北京城”的张开济,他最终走出了父亲的遮蔽,确立了一条基于全球化的现代性探寻之路:他是“文革”后第一届建筑系大学生,又第一批留学美国;然后在上世纪90年代回到中国进行独立建筑实践,同时在中国最高学府进行建筑教育实验;本世纪初,赴美担任重要建筑教育机构的领导者,还成为最高建筑奖项——普利兹克奖的评委;之后再次回到中国,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继续建筑教育与建筑实践。作为最早一批在美国学习和执教的中国建筑师,他将中国的声音传递到西方,同时也将西方的思想传播到中国,这对一个奋力进入国际社会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
2014年在北京三里屯,张永和(前左)与夫人鲁力佳(前右)设计并参与的骑行服装秀

  锅盖头、圆眼镜、慢吞吞的儿化音,被戏称为“豆浆叔”的张永和似乎天然没有攻击性,但仔细听他说话,冷不丁儿就会冒出机巧,甚至芒刺。作为建筑师,他的建成作品并不多,体量也不大,一开始甚至被称为“纸上建筑师”。但他的每一个建筑,无论大小,都传递出始终如一的“建筑本体”观念,即建筑不表达任何概念,只作为一栋房屋而存在。而对中国建筑界,他更重要的角色是作为全球化交互者和路径选择的启发者。
  近几十年是中国城市化的黄金期,同时也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激烈过渡期,这是参与其中的建筑师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随着两方面效应的同步显现,张永和提出的介于无条件参与和拒绝参与之间的“第三种态度”逐渐成为共识:“此时此刻,每一个人都为如何能在一夜之间把前现代社会改造,转变为后工业社会而感到困惑。危险是建筑师往往来不及进入其社会和文化的角色,就被利伯维尔场消费了。……既对社会和文化负责,又同时坚定建筑理念是可能的,但身心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非常建筑”——明星建筑和明星建筑师的炫目光环也在逐渐消退。正如张永和强调的,建筑只是配角,主角是城市和生活。“比如央视新楼,打破了很多建筑学的游戏规则,看一两次或许很有意思,但人进不去,也就建立不起来跟它的亲近关系。当时我和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来往比较多,我还问过他:‘后面那栋楼和前面这栋,为什么在形式上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雷姆给了我一个经典的雷姆式回答:‘为什么要一样?’当时我也开窍了,是啊,为什么要一样。现在想城市或许在某些时候需要广告牌、纪念碑,但很难说北京2000年后的这几个大建筑,对城市、对市民有多么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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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39期 | 标签: | 27 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