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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梅福上访历程中的乡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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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梅福的曙光
  11月12日,在北京上访的赵梅福被甘肃省驻京办送回兰州,旋即被皋兰县公安局带走并送进甘肃省女子戒毒劳教所劳教,这是她第二次进劳教所。赵梅福告诉本刊记者:“这次进去后彻底绝望了,再回到村里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这次被劳教就像第一次的翻版。2010年5月,赵梅福同样是被驻京办送回,投入劳教所,甚至连劳教所出具的《劳动教养决定书》都几乎一模一样。两次劳教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都是:2007年6月、2008年1月和2008年7月,赵梅福3次进京在中南海禁访区上访,经告诫和行政处罚后仍不悔改,又于2010年4月21日再次进京在中南海禁访区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后交甘肃省驻京办送回。第一次进劳教所后第三天,赵梅福因“所外就医”被释放;这一次劳教所给的理由是,执行上一次未完成的劳教决定。
  不过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在北京理工大学读研究生的儿子郭大军通过微博发布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消息,引起了很多人关注。在律师和媒体介入下,11月30日劳教所再次以“所外就医”的名义释放了赵梅福。
  再回到村里,赵梅福虽然身体虚弱,说自己“看到手铐就晕过去”、“听到警车鸣笛就以为是来抓我”,但绝望后再次获得了希望。因为舆论的关注,兰州各级领导到家中了解他们的诉求,赵梅福和丈夫郭永昌很快就整理出书面文字,提出若干个明确问题要求政府回答和解决。郭家于是决定对兰州市劳教委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定对赵梅福的劳动教养决定书无效。两年前他们就曾向几级法院起诉过此事,但没有被受理。12月7日这天,他们接到兰州市城关区法院的通知,决定为此事立案。
  20多年来,赵梅福和丈夫郭永昌持续不断地起诉、上访。起诉被驳回、信访答复让人沮丧以及两次劳教外的若干次拘留都增加了他们的不满,他们要告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现在一时间已经梳理不过来。告状的核心是他们家赖以生存的几十亩土地,围绕着土地政策的变迁,郭家土地面积在不断减少。而土地面积与利益的紧密关系最近被再次强化,从去年开始,原属皋兰县西岔镇的山字墩村划归给兰州新区的中川镇,村里的土地由于新区建设征地而升值,新区对山字墩村的征地补偿标准是每亩2.37万元。
  “我妈原本已经放弃上访了,我们商量好了,等我们生了孩子,她和我爸就来北京帮我带孩子,不回去也就不烦家里的事。为此,她今年三四月份还来过一次北京,在这做了4个月的保姆,八九月,听说村里要收回我爷爷的工伤地,于是又开始上访。每次在她决定放弃的时候,总是有事情逼着她上访。”郭大军告诉本刊记者,11月初,赵梅福再次来到北京,他劝了母亲3天,希望她不要在“十八大”期间上访。赵梅福表面上答应了,告别了儿子后又改变了主意:“我一出来就想,如果现在不上访,明年征地一结束就什么都没了。”于是又去了相关部门做了信访登记,“想给当地一点压力”。
  土地流转产生的问题
  1994年郭永昌的父亲郭本民去世后,儿媳赵梅福成了郭家的当家人。她一当家就问婆婆,为什么家里的地在不断减少?赵梅福的依据是1981年生产队和郭本民签订的大包干合同,当时承包的土地面积是37.29亩,其中水田1.09亩,旱砂地31.1亩,旱土地5.1亩。到了1989年,为期5年的承包合同变成了承包耕地33.1亩,其中水地9.8亩,旱砂地18.3亩,旱土地5亩。1993年的新一轮合同中,承包土地总面积进一步缩水为27.38亩。2003年,村里重新签订的承包期限10年的承包合同里耕地面积变为17.4亩。更让赵梅福不满的是,虽然土地承包面积减少,但他们家每年交的公粮和定购粮油却没有相应减少。1994年,赵梅福决定不再上交公粮和定购粮油,以示抗议。
  赵梅福当家后,开始为了土地在甘肃省内逐级上访。郭永昌告诉本刊记者,1998年他们在甘肃省政府信访时,向甘肃省人大主任反映土地问题。“我说到了我们地减公粮不减的问题,主任说,那这里面可能涉及变相贪污。”这句话给了郭家很大启发,“变相贪污公粮”成了他们上访的主要理由之一。他们认为,最基层的贪污者就是村、社里的干部,在承包合同到期后小调整土地时,侵占了郭家土地为己有,同时还让郭家继续交公粮。
  郭永昌拿出一份手抄表,记录了从1981至1999年郭家上缴粮食的数量。上缴公粮的数量由282斤逐渐减少到136斤,上缴定购粮的数量由149斤波动上涨到216斤,上缴定购油的数量变化幅度最大,从最初的3斤波动调整到40斤。郭家将三项上缴数量相加,以此做最后判断,“粮油合计最初是434斤,到1999年是482斤,这不是地减公粮不减吗?”
  郭家认为国家的农业税政策长期保持为一个稳定的数字,他们多交的公粮是因为村干部“精于算计”,在土地小调整中做了手脚。山字墩村土地细碎,为了公平起见,每一块土地都按比例分给不同农户进行生产。郭家的土地主要集中在五个地方:海家地有2.2亩水地,姚家川有3.6亩水地,斜尖地有水地6分,皮革厂水地1.64亩,骆驼蓬槽和马家槽分别有1.8亩水地。一开始他们并不清楚为何土地在不断流失,后来赵梅福叫几个人拿尺子偷偷去量了社里各家的土地,他们才终于发现别人家的地确实多了。郭永昌向本刊记者细细算这笔账:第一次村里调整土地时,规定各家未分过地的头胎孩子可以分到1.6亩水地,第二次又给头胎孩子分了1亩土地,其余人口每人在每块土地上分0.3亩,海家地、姚家川、斜尖地、骆驼蓬槽和马家槽五块地界上,每人一共可以分到1.5亩土地。当时分地时郭家一共6口人,郭永昌的妈妈、郭永昌夫妇和郭永昌的三个孩子,其中郭永昌的大女儿按头胎的标准分地,郭永昌的二儿子和小女儿顶替了去世的郭本民和出嫁的郭永昌的妹妹,每人只分到1.5亩,再加上旱土地和一些散碎地块,郭家的17.4亩承包耕地面积由此而来。“但我们偷偷量了原来当过社长、公道组组长的人家的地,判断他们当初肯定给自己多分了。”郭永昌以曾经当过公道组组长的安建康家为例。安氏是村中大姓,人丁兴旺,安建康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安建康还有若干个孙子。赵梅福量了安家的地,比标准计算要多,他们推测安家的几个孙子都是按照头胎标准分了土地。郭永昌说:“最早以前我们在斜尖地起砂平地2.8亩水田,种了两年,1989年村里重新打乱分地,斜尖地只给我们分了6分地和2分的土堆。剩余的2亩地被当时的社长给自己的二胎分去了,但我们还在按原标准交公粮,相当于我们给别人家的娃娃交了。”
  曾经当过山字墩村六社社长和村主任的赵宗长是赵梅福和郭永昌重点控诉的对象。赵宗长1995年改选时当上了村主任,之前当了很长时间的六社社长。他告诉本刊记者,1993年之前原本和郭家关系不错,郭家两口子外出去青海打工时,还把自己的地无偿借给他耕种,他家盖新房时,有手艺的郭永昌还帮着做了全套木工活儿。1994年,郭家和五社的马廷孝因为宅基地的问题大打出手,赵梅福找社长赵宗长签字确认宅基地,赵宗长觉得两家打架,而且地界是在五社范围内,不想掺和,拒绝签字,从这开始郭家就和他结了仇。
  赵梅福拿出一份出让土地协议书,这是她多年举报赵宗长的“罪证”之一。这份协议书签订于1998年元月,甲方是山字墩村村委会,乙方是甘肃省城市建筑第二工程公司,法人代表赵连奎,赵连奎承包了村里235亩土地,村长赵宗长在协议上签字,村里共获得出让土地费用18万余元。赵梅福对本刊记者这样说她对这份合同的理解:“村里以给移民平调土地的名义收回这块土地,这块地上的承包人再分了我们的地。最后这块地没给移民,被赵宗长卖了,赚了钱。”对此赵宗长十分无奈,他这样告诉本刊记者,1995年,村里为兰州市湖滩乡七里河区迁来的移民分地,每社按要求平调90亩土地。移民平调地集中在一社和二社,其他各社分摊的平调地再置换给一社和二社村民耕种。承包合同中的土地上,有40亩是六社移民平调地置换来的,而社与社之间相互置换关系非常复杂,最终的移民平调地并不在此,此地仍由一社和二社社员耕种。经过两社村民大会决定,希望把该地承包出去,作为村长的他参加了社员的会议后才决定签字。由于村里土地的频繁变更和复杂的置换关系,他几次找到郭家想说明情况,但始终不能得到郭家的理解。赵梅福上访后,各级政府也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最终都给出了调查结果,认为他并没有偷卖土地的行为。
  为避免分地不均的麻烦,山字墩村各社成立了一个公道组,五个人行使监督职责。赵宗长说,六社有三大户人家,分别是姚氏、赵氏和安氏。这三户人家各有一个代表选入公道组,郭家属于杂姓人,郭本民和郭永昌都先后和另一小姓氏的代表选入过公道组中。社里有多少人,地就分成多少份,全社人集中起来,抓阄决定自家地的位置,以示公平。赵宗长说:“就是怕社长悄悄把好地收起来,所以每次抓阄前都是我编号,公道组的人把纸捏团,最后都扔进我的草帽里,每次都是别人先抓,最后剩下的那个是我的,这么做就是为了撇清嫌疑,怎么可能多分地?”
  2000年以前,山字墩村土地调整频繁,除了给新增人口分地外,土地流转总是与国家政策有关。除了为移民分地外,1994年政府牵头的“引大通河入秦王川工程”更是给土地的归属制造了不小的麻烦。这项工程的目的是起砂平地,让旱砂地变水地,增加产量。村里先是收回了旱砂地,统一平地后再分给各家,在这个过程中,起砂后的旱砂堆会相应地占据土地面积,再分回到村民手里的水地面积就会比原先的旱砂地面积小,正是这个弹性的空间让人说不清楚。一些村民觉得吃了亏也就认了,但赵梅福和郭永昌并不想就此罢休,勤劳的郭家在土地收回之前已经整平了一部分,变成了水地,这下又都不算数了。“有人愿意承担,我尊重你的想法,但我们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土地变少。”郭永昌说。
  兰州市、皋兰县、西岔镇三级政府对郭家的上访问题做出了三级答复,政府的调查意见均认为,郭永昌家人均水地面积达到2.05亩,比全队人均水平多0.15亩;地减公粮不减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在承包地变更的同时,公粮随承包地调整后签入合同。
  乡土与郭家逻辑
  郭家人都认为,村里只有他们一家姓郭,因此饱受欺凌。赵梅福告诉本刊记者,每年都会发生那么一两件事搅得他们心神不宁,只有不停地上访、起诉才能维护自己在村里的正当权益。除了土地问题,赵梅福上访的另一大问题是因宅基地与村民产生的纠纷。
  郭永昌家与邻居马廷孝家的宅基地矛盾由来已久。1989年,两家就因为宅基地问题大打出手。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双方矛盾冲突不断,多年来不停上诉,直到现在谁也没占到什么便宜。1985年,在家带孩子的赵梅福为了贴补家用,向村里申请在五、六社交界的闲置大坑处修建了压面铺,夫妇俩用了四年时间才将大坑填平。1989年,紧邻马廷孝认为郭家的压面厂侵占了自家的宅基地,双方互不相让。这一次的事件中,皋兰县人民法院最终只认定村民颜维勤对赵梅福实施了人身伤害。判决书中写道:赵梅福与马廷孝的冲突开始于1989年6月8日,村民周元忠来劝架时也与赵梅福发生了口角,赵梅福与周母还产生了肢体冲突。6月11日,赵梅福与郭永昌再次推着架子车,手持砂锤刨周家的猪圈墙,另一村民颜维勤上来抢夺赵梅福的砂锤,双方厮打起来,赵梅福受了伤。最终法院判决颜维勤负主要责任,但赵梅福不听劝阻,亦应承担一定责任,共计判处颜维勤支付赵梅福899.39元。
  对这一判决,郭家非常不满,此后便不断申诉,双方冲突也不断升级,后来马廷孝搬到了兰州市里,把房子租给了别人,但依然矛盾不断。2005年马廷孝起诉赵梅福、郭永昌故意伤害,在自诉状里他写道:因为看到赵梅福拉砖准备建房,他怕自家的地界被赵梅福侵占,就让自家的租户在门前空地上栽树,双方因此吵起来,赵梅福用手中的铁锹砍了自己的胳膊,于是双方家人撕扯到了一起。在打斗中,马廷孝的汽车被赵梅福用剪刀扎破了轮胎,郭永昌拿木棍打碎了汽车玻璃。经鉴定,双方都诊断为轻伤。郭永昌在这次打斗中鼻骨骨折,没想到出了医院反被马廷孝起诉。
  赵梅福说,那一次之后,她决定走出甘肃省,去北京上访。在省内上访多年屡屡碰壁,她觉得只有走出去才有人能给说公道话。2006年“两会”期间,赵梅福和郭永昌一起坐火车到了北京,跟一些上访户打听了一下,先去国家信访局做了登记,又去了府右街派出所做了登记。赵梅福说,在府右街派出所做登记之后,警方会派车将上访者统一拉到上访分流地,原先在马家楼,后来迁到了久敬庄,在那,各驻京办会把本省的上访者接回,统一安排回家。赵梅福说,这么做一来是为了省下路费,二来也是对当地政府造成压力。
  此后,赵梅福进京上访共计20多次。儿子郭大军总是劝赵梅福不要再去上访了。“每次他说完没多久,又有人来抢东西,打人。”赵梅福对本刊说,上访于是变成了持久战。但村民并不认为郭家人受了欺负。一位农妇对本刊记者说:“郭家总说自己是单家独户,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做独了,这些事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郭家在村里总共有三房院子,除了和马廷孝争夺的宅基地,还有一处郭本民夫妻以前居住的老宅,另有一处是郭家为小女儿郭小琴争取的宅基地。这让村民觉得郭家“霸道得很”。因为郭小琴的宅基地,郭家去年也与村民安方贵发生了严重纠纷。郭家的理由是,这里是他们从1995年开始一直使用的麦场,原本是一个废弃多年的沙坑,由他们填平多年,不可能是安方贵家的二等宅基地。此后多位证人为安方贵作证,证明此地归属安方贵,结果性格刚烈的赵梅福将这些证人通通起诉,称他们做了伪证。类似这样的处世方式,必然得罪了不少村民。最近因为新区征地的事,土地的矛盾又凸显出来。社员开会决定,收回原本分给郭本民的工伤地。社员的理由是,郭本民的工伤应该由村里赔款,多年以前是六社社长以社的名义分给郭家的,属社里的公用地,理应收回。
  山字墩村的公共事务历来都是通过村民大会来决议,但郭家不以为然。原村长赵宗长说,每次开会,郭家总是少数异类。去年新区开始征地,全体社员大会举手表示通过,唯有郭家一直不同意。今年2月轮到给郭家丈量马家槽的土地,最后量出了2.9亩。全体社员都签了字,领了补偿款,只有郭家一家没签字,钱至今还留在西岔镇财政上。郭永昌不签字的理由是,作为公道组的成员,丈量土地时他被排除在外,没能履行监督职责。现任六社社长孙万礼告诉本刊记者:“丈量土地是各家自己的事,是新区征地办的人来量。我不管你家有多少地,你也别管我家有多少地,刚开始量的时候,郭永昌在一边不停地做记录,大家都很反感,就不让他再来了。”村干部都很怕郭永昌和赵梅福,因为他们“胆子大过天,连省长都敢告”。孙万礼说:“他们和人说话总会带着录音笔录音,乡亲们都不愿意和他们说话。后来乡镇干部也都熟悉了,每次说话前都问:你那东西开了没,如果开了就别说了。”郭永昌自认为有办法应对此事,他在电脑上用“谷歌地球”对马家槽上自己的地进行了测量,测量结果3.02亩,如此算来他们将损失2820元。对此西岔镇政府做出答复,对郭永昌的质疑不予支持,认为“是由于郭永昌从非专业的‘谷歌地球’中截图测算而造成误差引起的,若其对此仍有异议,可以到现场重新确认”。赵梅福和郭永昌对和土地有关的法律法规相当熟悉,他们经常在上访材料里引用法条批驳村里决定的无效。“我不怕别人质疑,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开的,一切请以法律为标准,法律规定之外的我绝不会要。”郭永昌说。
  赵梅福与孩子
  赵梅福是一个能干、肯吃苦的农村妇女。丈夫郭永昌原本不爱操心家里事,喜欢钻研木工、电工技术,前几年从拼音学起,现在能够熟练使用电脑,村里谁家电脑的系统坏了,他还能给人家恢复硬盘、重装系统。儿子郭大军说,和母亲赵梅福相比,父亲郭永昌比较软弱。在外人看来赵梅福强悍不饶人,在子女看来,母亲为撑起这个家付出了太多。
  赵梅福从1985年就在村里办了压面厂,开始是帮村民来料加工,一斤面条只赚三分钱。1999年后,赵梅福试着到兰州市去买面条,在家里加工好,晾成干面,装好纸箱,一人驮着几百斤面条,先搭小巴,再转三轮把面条拉到出租屋内。白天用自行车带一些拿到市场上卖,都卖光了再回村里继续加工好带走。刚开始做买卖十分艰辛。为了省钱,赵梅福住在一个半露天的房子里,每月50元房租,冬天冷得睡不着觉,只能在炉子旁边烤火,烤得暖和了迷糊一会儿,天亮了就出去卖面条。在几个市场寻找摊位都很困难,有一次还被管市场的人一脚踢飞了面箱子,她把面条从地上拾起来,抱着箱子坐在角落里哭。最终有一个好心的老人把自己的摊位给她让出一部分,生意这才稳定下来。
  赵梅福的大女儿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赵梅福觉得负担太重,不让她再继续读了,多留一点钱给两个小的孩子读书。三个孩子里,最出色的是老二郭大军,他无疑是郭家的骄傲。有一次郭永昌被拘留,郭大军告诉爸爸,自己代表学校参加县物理竞赛,得了第一名,让郭永昌获得了极大的安慰。郭大军以学校前几名的成绩考入县高中,后来又考取了西安一所大学。在读研究生期间,他和女友回家举行了婚礼,他觉得那是特别让父母有尊严的一件事。
  如果没有儿子郭大军,赵梅福上访被劳教的事情不可能传播得这么快。2010年赵梅福第一次被劳教时,在北京读研究生的郭大军通过朋友找到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媒体。“可能是因为那篇报道的压力,三天后我妈就被放出来了,理由是所外就医。”郭大军说,这次他又通过同学寻找资源,获得了学校法律系教授的帮助。“我发的微博被教授转发,不然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关注。”
  郭大军目前正忙着准备毕业论文,他说自己之所以要考研,就因为妈妈赵梅福的一句话。“我问她,到底怎么样她才能不上访?她说,如果我考上研究生她就不上访了。”于是郭大军放弃了在山西某事业单位的工作,到了北京读研究生。
  郭大军模模糊糊记得,在他上学前班时,有一天放学回家看到家门前站了很多人。“我挤进去,发现我妈躺在地上,嘴角还流着血。”这成了伴随郭大军一生的阴影。1999年,正在读初三的郭大军和读初二的妹妹郭小琴突然被警察叫出校门,那时校门外已经有很多人围在一辆警车前。县公安局以“侵犯公私财物”为由将赵梅福拘留,戴上手铐后,先拉着她在村里绕一圈示众,接着又拉到学校门口。郭大军说:“我看见我妈坐在车里,哭了。她后来跟我说,在村里游街时她没哭,一听警察要带她到学校就哭着求他们不要这么做。”郭大军母亲被拘留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学校,他说:“以后不敢和别人吵架,因为一吵架别人就会以这件事讥讽我。”由于郭家与村民的交恶,郭大军和姐妹从小就不爱和村民交往。郭大军说:“我从不去别人家找小朋友玩。村里有个红白喜事,别的小朋友都跑进去看热闹,我只在门口看看。和村里的大人也从来不打招呼,现在长大了觉得不太礼貌,可从小就没说过话,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有种自惭形秽的心理,总觉得自己的伤疤正在让别人看。”
  郭大军内心充满对这个村庄的仇恨,他不明白为什么家里总是备受欺辱。渐渐长大后,他下决心要带父母离开,等自己生了小孩,就让父母到北京来帮忙带孩子,不再为村里的事情烦恼。但赵梅福和郭永昌却表示依然要抗争到底,尤其是现在掀起了广泛的舆论关注。“就算有一天我们离开了村子,还有两个女儿在这里,我们要为她们把地留下。”郭永昌说。
  (感谢实习记者苏晶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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