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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光明行动”(56)

知识能解决“中产焦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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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对知识有着严重功利化的认知。历史上,老百姓向来尊敬读书人,甚至对读书的工具也连带尊敬起来,比如“敬惜字纸”说的是,写了字的纸不能随便丢弃,要隆重地烧掉。但究其原因,人们真正尊敬的并不是读书人,也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读书人做官的机会——在“学而优则仕”的体制下,一个读了书的农民子弟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人们对读书人的敬意,不过是权力崇拜的延伸罢了。
  这也不可避免地让人想到,如果有一天,读书不能使人做官,那么人们还会尊敬读书人,还会像“敬惜字纸”那般尊重知识吗?
  今天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今天的学习虽然不能使人做官,却会带来财富。不要说职场上收入和学历多半是成正比的,就说这几年风口创业的成功者,大多数也都有高学历背景。知识创造财富的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宣称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如果知识既不能带来权力,也不能带来财富,还会有人爱知识吗?
  答案仍然是肯定的。因为知识还可以治疗恐慌。在上一轮知识变现的风口上,知识服务商和运营商成功地把“中产焦虑”转化为“知识恐慌”,让中产阶层相信,知识仍然可以维系住他们的地位,他们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基本的安全感。
  在这里,用知识解决焦虑的原理,并不在于知识有什么用,而是把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中产地位脆弱)转化成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强化学习),从而把不可解的焦虑转化为可以控制和把握的恐慌。最重要的也不是学到了什么,而是用学习填满自己的时间,让自己感到充实,就没有时间去恐慌了。
  知识的力量是有边界的。

根源来自外界,并非自己不努力


  不同的中产有不同的焦虑。按照导致焦虑的压力来源和性质,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类:政策性焦虑、职业性焦虑、经济性焦虑、亲密关系焦虑。
  通过自我奋斗而上升到一定地位的中产,其实向下滑落特别容易。中国社会有一个“上车论”,也叫“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比如分房,十几年前分上房的人就算是上了车,没分上房的人就沦入另一个阶层;比如评职称,早早评上教授的就上了车,新人则面临着更苛刻的条件或者根本就没有位置;再比如买房、编制、养老、医保、教育,都存在“上车”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些政策影响的对象就是体制内中产,所以这个阶层很容易形成一种政策性焦虑。永远不知道“车”来了没有,一旦错过“上车”,就沦入更低的阶层。
  至于体制外中产,也受到政策性焦虑的影响。如买房也是一种“上车”,当初政策宽松的时候买了房的人,面对因各种限购政策无法出手的人群,还是有相当的优越感。
  不过,体制外的中产感受更多的则是职业性焦虑。职场如战场,不进则退,不能升职或可能被迫离职的压力始终存在。传统的中产劳动岗位现在受到资本投向、新人技能、人工智能等各方面的冲击,金融领域的许多岗位已经消失或被人工智能取代。许多职场人士不断学习、充电,正是因为感受到这种危机的存在。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曾根据对3万多名不同职业人群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列出了一个“职业压力排行榜”,发现中层管理人员的压力指数高居榜首。压力排行榜是这样的:管理中层80分,经理层75分,教职员工75分——中产阶层都在高分区。至于非中产阶层人群,如下岗人员为68分,矿工为60分,一般工人为59分——普遍比中产压力小。这是因为中层的职位压力更大,可替代性更强,竞争也更激烈。
  职位也意味着一种人生价值评定。在一个等级观念严重的社会里,职业性焦虑不但会被竞争压力所刺激,而且会被对未来的期待所放大。

经济性焦虑和亲密关系焦虑


  另外一重焦虑则是经济上的。中产的标配生活有四大成本是绕不过的:买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现代人普遍感受经济压力在最近几年突然增大,是因为财富分配的主要方式从按生产劳动分配,变成了按资本分配,而脑力劳动者的报酬增长相对不快,房价猛涨远超工资水平,资本大鳄进军制造企业,都是这种分配方式变化的体现。
  中产人群中不少已经步入中年,要负担家庭的各种开支,花钱的项目与日俱增。除了房价快速攀升外,各种商品的价格均有不小的涨幅。在城乡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与医疗。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也是为了让子女的社会地位不向下滑落。只不過这种努力有时会变成一种嘲讽:中产最看重学区房,是因为这能让子女享受更好的教育,但现实是,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也可能买不起学区房。
  同时,中产的财富保持体系也具有相当的脆弱性。面对财富的缩水,比起被拆迁的农民,中产也未见得有更好的办法来保持财富。财富获得不易,失去却容易,这不能不让财富的所有者焦虑万分。
  但最容易让中产陷入沮丧的,恐怕还是亲密关系领域的变化。社会环境变化太快,情感也随之脆弱而易变。都市中成功男性和职业女性的离婚率上升,家庭关系冷漠也不鲜见。本该由家庭承担的缓解压力的角色,现在无人承担。亲密关系无法给焦虑的人生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反过来又可能成为焦虑的来源。
  无论是政策性焦虑、职业性焦虑、经济性焦虑,还是亲密关系焦虑,都是因外界的刺激而产生的。既然中产焦虑的真正根源在于外界,而不是内心,那么解决中产焦虑的良方就应该是改变这个外在环境。但恰恰是在这个方向上,现实中的中产却缺乏改变现实环境的勇气、耐心和想象力,只好缩回到“改变自己”的龟壳中。
  当然,改变自己也还是有用的。在一个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环境中,你的自我提升虽然不可能改变环境,但你只要比你的同伴跑得快就行了。
  在压力固化的体系中,学习知识、提升自我的重要性,不再是改变世界,而是让你能够跑赢同伴。在这种“鸡贼”的想法下,人们认为自己为改变环境也做了很多,但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做。

走出中产自恋


  实际上,类似的中产焦虑在历史上也出现过。
  19世纪末,美国中产阶级经历了南北战争后近40年“镀金时代”的发展,已经有相当规模。但到了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阶层出现爆发式增长,让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其财富也受到威胁。1899年,美国制造业资本的1/3被185个垄断组织掌控。美国铁路网在1901年已被六大垄断公司控制。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大批中小企业被吞并或破产。当然,中产阶级的家庭焦虑也不遑多让,离婚率急剧上升,核心家庭大批解体,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发出哀叹:“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坏的年代。”
  不过,美国中产阶级自救的方式不是学习知识、超越同伴,而是眼光向外,相信自己可以改变环境,推动社会进步。这就是“进步主义运动”的来源。亨利·乔治在1879年出版《进步与贫困》,讨伐工业主义。杜威把实用主义发展成官方哲学,并身体力行地投入社会改革运动。劳埃德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一个巨型垄断的故事》,揭露垄断危害。1903年《麦克卢尔》杂志发表的3篇文章,發起“黑幕揭发运动”。20多年的“进步主义运动”导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出台,一大批垄断组织被肢解,包括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
  此外,保护环境、消除腐败、劳工平权、妇女平权——这些进步主义的成就终于让社会变得更有安全感,缓解了中产焦虑,并且带来中产阶级的爆发式增长,直到占这个社会80%左右的人都成了中产阶级。美国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引领了改变社会的浪潮。相形之下,我们现在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只会制造“中产恐慌”,来赚一些口水钱。

要学的不是知识,而是认知


  中产焦虑不是无解的,只不过当你认为外在环境不可能改变时,由此所带来的必然性当然就是不可抗拒的了。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变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就不可能通过记忆死板的知识,或专业领域的学习来实现了。何况现在流行的“学习”不过是“把信息当作知识,把收藏当作学习,把阅读当作思考,把储存当作掌握”。
  20世纪初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其思想动力直接来自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它把激发个体思维和责任感的贵族博雅教育变成平民教育,让普通的中产阶层子弟都能够接触到。当这些子弟在课堂上通过辩论、讨论、展示、研究等形式去探讨那些慈善、竞争、公平、正义等话题时,不但固有的知识被转化为自己内在的认知,而且他们也在为未来的社会定调。
  这样看来,学习还真是解开中产焦虑的钥匙,不是从情绪上缓解,而是真正改变焦虑之源。不过,具有改变力的学习,不是肤浅的知识存储,而是认知能力(获得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的提升,以及更重要的,由认知和行为的对接所产生的行为意志。只有这样的学习,才能帮助中产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也只有在一个被中产意志所改变的世界里,“中产焦虑”才会彻底消失。
  (朵 佳摘自《南风窗》2017年第23期,黎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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