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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力:数字下的坚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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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消费者致敬?!
  “向公认的全球经济救世主——中国消费者致敬!中国仍在增长,速度达到令人羡慕的8%,其中零售额以每年超过15%的速度增长。如今中国百万富翁的数量已超过英国,即使是在艳俗的三、四线城市,为百万富翁服务的绚丽购物中心也在拔地而起。越来越多难以在本国盈利的跨国公司,正押注于中国十几亿购物者大军将帮助它们以及全球其他国家摆脱危机。”
  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一家国际级媒体发出的“酸葡萄”般的呼声。中国消费者的强劲势头没法让人不重视,即使是针对一群被描述成“小气、无情、疑虑重重的购物者”,英国商家也加入了抢客大战。
  这些来自神秘东方古国却又是财富新贵的中国消费者有何特点?对中国市场稍有了解的美国分析者这样总结:“即便他们很轻松就能买一台个人电脑,他们一般也会到商店跑上6趟,而且常常会先咨询博客、在线比较网站以及中国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家人和朋友,等上6个月再做决定。‘山寨机’的销量已从2006年的1700万部飙升至2008年的6200万部。”对价格的敏感一度被看作中国消费者最显著的特点。
  中国人的强劲购买力丝毫没有因为世界经济的低迷而稍有停顿,就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英国人用这两年发明的一个新词——“北京镑”,形容中国人花英镑购买大牌奢侈品的疯狂程度。据国际信用卡巨头Visa公司统计,伦敦奥运会期间,中国游客出手最为阔绰,平均每笔消费高达203.04英镑。排名第二的阿联酋平均每笔消费只有181英镑,中国游客是其他国际游客平均花费的3倍。这样看来,花6个月的时间才琢磨着买一台电脑的中国消费者,同时有着让西方惊奇的富豪式的一次性花费能力。
  在试图进入中国的商人们看来,中国人的购买要么是为了公开显示自己的身份或财富,就像一部外表华丽的汽车一样;要么能够带来实际的好处。比如中国出现了对加钙巧克力的狂热,食用这种商品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有益健康。钻石对女性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并不是基于浪漫,而是一个男人实践承诺的财力信号。在一个如此多消费品是假冒产品的国家,信任是另一个关键问题。例如中国妈妈会多花30%的钱购买外国品牌的婴儿奶粉,只是为了一种安全信任。
  事实上,中国不同阶层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与购买喜好,已经远非几个俏皮词可以囊括。从2005年开始长期追踪调查中国消费市场的美国麦肯锡公司终于认识到,怎样把东西卖给中国13.4亿背景各不相同的消费者,很久以来一直是许多公司面临的一个挑战。随着中国消费者的阶层分野进一步拉开,各公司面临的困难正变得越来越大。
  比如从表面上看,位于中国南方的广州和深圳这两座城市有着很多共性:它们都位列中国最富裕的前五大城市之列;人口都相当于一个欧洲的小国;都为世界各地提供低成本的出口商品。然而这两座同处一省、驾车距离仅为3小时的城市在人口构成、语言和消费者偏好等方面的差别却不亚于法国和德国之间。
  深圳居民中4/5的为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数年龄在35岁以下,彼此之间说普通话,习惯在酒吧喝一杯。而在邻近的广州,外来人口只占1/4,人口年龄更高,主要说广东话,习惯于携家人一道去餐馆喝茶。一般来说,很少有公司在法国和德国市场运用同样的策略,但似乎很多公司在中国正是这么做的。在过去,各家公司都忙于建立在华业务,或者专注于培植最大的市场(一般就意味着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以及类似南京的较大的二线城市),所以很容易忽略中国数以百计的城市之间的差别。
  开始细微关注到中国消费者的千差万别的背后,是对中国整体消费实力的正视。贝恩公司2012年10月发布的《全球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称,中国消费者购买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奢侈品,其中游客拉动的消费额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40%。2009年麦肯锡的中国消费报告中,预测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而就在三年后的今天,麦肯锡已经将他们的预测修正为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
  仅就眼前的现实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和汽车销售市场,是澳大利亚发展最快且最重要的旅游客源地,2011年中国游客为澳大利亚带来36.7亿美元的经济收入。澳大利亚旅游局预计,到2020年中国游客将为澳大利亚创造91.7亿美元的旅游收入。美国贸易协会估计,中国游客目前平均每次在美消费达6000美元。而美国商务部预计,到2016年中国可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这对美国经济复苏是不可小视的力量。
  角度一:物流的蓬勃与压力
  如果从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化来看,曾经为衣食而忙碌终日的中国人,“住”和“行”的需求正在迅猛释放,下一步的“康乐”需求已经显现。有学者估计,中国三类未来的主要人口高峰群体消费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50后”逐渐退休,开启老龄化消费。二是“60后”步入空巢期,推动健康养生、保险等需求增长。三是“80后”成家立业,成为新兴消费的主力。“80后”正处于婚育的高峰期,成家将拉动住房、交通通讯、婚庆、月嫂等生活消费需求。同时作为新兴的消费群体,他们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对一些新型消费,如网络游戏、网络服务、旅游等休闲类服务消费有强劲需求。
  讨论中国是否进入消费时代,这似乎既是个让人眼花缭乱的表象问题,又是个需要严谨经济数据支撑的学术问题。从生产大国到消费大国的转变点何时出现,学术结论一定会滞后于消费现象。对于正处在消费表象爆炸式呈现的当下来说,或许通过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消费转变,会给我们一些统计数字之外的真切感受。
  沿着北京首都机场高速一路向北,路旁的大招牌一个紧挨一个,顺丰、DHL、宅急送、TNT、圆通,说它是中国快递公司最密集的地方大概并不为过,区内的快递企业“垄断”了北京快递市场近四成的份额。2002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在首都机场北侧辟出6.2平方公里建空港物流园区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原本为了保障北京奥运会的物流供应的地方,现在成了繁忙的物流中心。
  在欧美成熟市场,快递行业常常被看作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因为它直观地展现了商业运转的效率和消费市场的活力。在首都机场的园区里,中国市场排名前十的快递公司基本都设立了庞大的运转中心,负责北京乃至整个华北、东北市场的分拣和中转业务,每天有几百万单快件在此分转,运往遍布在北京各个角落里的数百个分公司或点部,24小时不停歇。
  对于今年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购物节,快递公司早早地就铆足了劲。淘宝商城与申通、圆通等九大快递企业联手发布了入围商家物流指南,为了避免发生“爆仓”,决定共享物流信息。九大企业在原有15万多辆运输车的基础上,又新增了2.95万辆运输车,增设了20余万平方米分拣场地,新增了6.5万名揽收派送人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很多快递公司甚至突击加盟进来一大批小快递公司,为的就是分流井喷的快递业务,等“双十一”高潮一过,便自动解散。
  11月11日晚,正在出席“十八大”的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亲自到国家邮政局信息监控中心去视察各大快递企业的运转情况,他当天接受采访的时候预计这一天的快递量将突破2000万票。但事实证明,他大大低估了大家的消费热情,仅淘宝一家(包括天猫)当天191亿元的销售额,就贡献了7000多万个包裹。
  申通快递北京分公司一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去年的“双十一”订单量是40万,今年估计会增长50%,结果当日订单量轻松突破60万,其中淘宝的客户就占了80%以上。由于订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到11月11日夜里,各大快递公司的运转中心开始进入最忙碌的应战状态,所有人员和车辆全部上阵。11月15日,上述申通负责人在电话里疲惫地告诉本刊记者,过去的三天里,他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申通是伴随着网络购物迅速崛起的民营快递公司,它与圆通、中通、汇通和韵达一起,合称“四通一达”。因为创始人都来自浙江桐庐,因此形成了“快递桐庐帮”一说,最早都起家于上世纪90年代在杭州与上海之间跑运输,而真正崛起却是得益于最近几年快速膨胀的网购市场。现在他们的业务量中,来自淘宝的就占了80%左右。申通上述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1997年申通在北京开出第一家分公司,但一直到2007年之前,每天的订单量也不过三四万。2007年8月,申通与淘宝签了合作协议,此后,业务量几乎每年都要翻一番。到现在,北京分公司的日均订单量已达15万。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快递行业迅速膨胀起来。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沙迪表示,目前中国快递行业的社会运力处理量为每天1800万到2000万个包裹。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为电子商业和物流的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
  角度二:中产阶级钟爱的奥特莱斯
  奥特莱斯是我们观察消费结构的另一个小窗口。中国社会进入到了新的消费特征:非生活必需品的增长将最为强劲,一些高档消费品的增长速度高于该品类的平均水平。例如高档面霜在过去10年内平均每年的销售额增加20%,而业界平均年增长率为10%。基本款私家车的年销售量增长能够保持在约10%的水平,而豪华SUV的增长则会超过20%。
  “品牌与实惠,是奥特莱斯的两个核心,它所折射的是一个市场中最具消费力的中产阶层。”万文英告诉本刊记者。2002年,国内第一家奥特莱斯——北京燕莎奥特莱斯购物中心开业,此前这里只是一个倒闭的建材卖场,时任燕莎友谊购物中心总经理的万文英从美国引进了这一新型业态。但10年前的招商,却经历了一番磨难。万文英去到香港,刚开始是品牌商排着队请她吃饭,听完来意之后就打了退堂鼓,到最后,反过来是她要主动去人家办公室拜访。“那时候国内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奥特莱斯为何物,市场对品牌的认知度也不高,国际品牌商对中国市场能否支撑奥特莱斯也多有怀疑。”但是,这10年来,燕莎奥特莱斯的发展却是一条越来越陡的上升曲线,从第一年的3亿元销售额猛增到2011年的30亿元。
  奥特莱斯最早起源于西方的名牌工厂直销店,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和演进,现在已经成为欧美市场中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基本上大一点的城市周边都会有一两家奥特莱斯,它们一般建在距离市中心1~2个小时的车程内,占地广、低密度,拥有庞大的地上停车场、琳琅满目的品牌商品,以及全部在6折以下的优惠价格。
  奥特莱斯瞄准的目标消费者,是那些既想买名牌又想省钱的城市中产者,他们有着稳定且较高的可支配收入,对消费品的质量和品牌内涵有了更高的要求。蓬勃兴起的海外代沟业务就验证了这一点,去年中国人在海外购物花费了800亿元。这两年,首创置业聘请了有“中国奥莱女王”之称的万文英做总顾问,由他们开发的北京房山奥特莱斯项目预计将于明年开业,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计划一期入住品牌200多个。在万文英看来,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品牌商们眼里最肥的福地,招商形势与10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现在全国打着奥特莱斯名号的商场有上百家,但大部分都是名不副实的“山寨版”,真正大规模的奥特莱斯不过十几家。按照首创的规划,单是北京的市场,容纳三四家奥特莱斯就不成问题,预计到2020年时,在全国开发20~30家奥特莱斯。他们选择的城市并非传统的一线城市,而是区域性的二线中心城市,比如长三角的江苏昆山、瞄准度假消费的海南万宁以及浙江富人聚集的湖州。“在我们选址的时候,除了看一个城市的GDP总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更看重两个指标,一个是私家车保有量是否快速上升,这意味着一个城市里中产阶层的购买潜力;另一个是城市人口的辐射力,意味着一个城市能带动多大的消费活力。”首创负责做选址规划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
  与大型超市主要销售生活必需品不同,主要销售大品牌的奥特莱斯,是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改善之后,对更高一级消费的追求。上述负责人向本刊记者分析,虽然居民可支配收入连年增长,但前些年奥特莱斯之所以很难启动,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城市消费者把增加的收入用在了改善基本生活必需品上。“通俗点说,就是以前天天吃青菜,现在也能隔三差五吃上肉了,但生活必需品的改善空间毕竟有限,你不能天天吃肉,积累几年之后,现在的城市中产阶层就可以把继续增加的收入用在品牌消费上了。”
  品牌认知度和丰富度,是保证奥特莱斯正常运转的关键,只有大量的货源,才能保证低价折扣。因此,他们每到一个城市进行选址考察的时候,首要的就是跑到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区,选取60~70个国际国内一线品牌做调研,即便在不起眼的三线城市,也不难发现一些国家大品牌。“按照常理,只有这个城市里已经开出了几家正价店,才能养得起一家奥特莱斯店,”上述负责人说,“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品牌商在中国的普及度。”
  一度盲从大品牌的中国消费者,近几年开始体现出对个性化商品的需求。一些分析者预计,小众品牌未来可能更受欢迎。“到目前为止,大众品牌在中国一直非常成功。部分原因是,当消费者购买第一台冰箱、汽车或手机时,除了品牌的知名度以外,几乎没有品质和安全的指标可以依赖。随着消费者购买经验的丰富,他们在尝试小众品牌时也会更有安全感,并且把购买小众品牌作为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
  角度三:奢侈品消费的全民化?
  比奥特莱斯更进一层的消费观察窗口当属奢侈品,它们直接面向中国的富豪阶层。奢侈品牌对亚太市场的重视这几年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从越来越多的全球CEO亲临亚太地区的活动现场就可窥见一斑。根据财富品质研究院的研究,在未来3~5年,亚太地区在全球奢侈品市场中的地位将更加明显,在各大奢侈品集团内的销售比重有望占到半壁江山,并每年保持20%~30%的市场增速。
  麦肯锡咨询公司前两年的报告曾预测,2015年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市场,实际上这种状况今年很可能就实现。仅以LV为例,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市场所占其全球销售额的比例从15%增加到了29%,日本则从17%降低到11%。
  财富研究院院长周婷博士提醒本刊记者注意,最近10年来,中国消费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就是奢侈品消费的全民化,“尤其从今年的调查来看,奢侈品已经开始深度中国化,包括品牌、设计、生产、流通、服务乃至团队,都在越来越中国”。
  另一结构性变化则是消费群体的分布,传统意义上以“北上广”代表的一线城市,已经开始被正在崛起的二、三线城市所超越,正在成为中国奢侈品市场下一个引擎。
  根据财富品质研究院的研究显示,截至2012年10月,中国资产千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到140万,亿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则达到8万。更令品牌商们兴奋的数字是,富豪们的花销也相当阔绰:中国资产千万以上的富豪年平均消费额(除房产外)为人民币156万元,亿万富豪的年平均消费额(除房产外)为345万元,而且相对国外富豪,中国互联网以及金融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年轻富豪,年龄以35~45岁为主导,整体占比40%。由此,财富研究院得出来的结论是:“目前中国富豪群体中家族财富的倾向日益明显,正在逐渐形成财富家族圈,开始产生与其他群体的阶级区隔性,这也是中国上流社会的雏形。”
  不变的是中国财富的外流。根据财富品质研究院的调研,67%的中国亿万富豪持有境外资产或家人持有境外护照,14%的中国千万资产的富豪拥有海外资产或者家人持有境外护照,他们中间65%以上的奢侈品消费是在境外实现的。中国富豪的奢侈品消费地存在一个通行的“1+1+1的模式”,即1/3在中国大陆购买,1/3在港澳地区购买,还有1/3在境外购买。
  周婷向本刊记者分析,之所以青睐境外消费,除了价格因素外,还有服务与商品的丰富度。如果说中国的内需受制于各种政策因素无法完全释放,奢侈品市场便放大了这一效应,最集中的表现便是高关税造成的价差。周婷告诉本刊记者,以高端腕表为例,进口关税就高达30%~50%,若再算上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税率甚至高达80%。加之中国的流通渠道不畅,流通环节太多,贸易成本居高不下,也为国外奢侈品牌的高定价提供了口实。这几年,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门一直在研究如何降低奢侈品税率,但却迟迟没有可操作的措施。
  与欧美国家成熟的消费群体不同,中国的消费群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周婷认为,他们中间年龄较大的老一代富豪,对奢侈品的购买欲望逐渐趋缓,开始追求更高端的限量、定制等产品,甚至主张去Logo化。但大量25~35岁、资产在1000万~5000万元的消费者,因处于职业上升期,无论是作为礼品馈赠还是作为自我身份的彰显,成为奢侈品消费市场的主力军。
  资深的红酒收藏顾问陆江也对这个迅速壮大的消费生力军印象深刻。他向本刊记者分析,红酒在中国的勃兴经历过两次高潮,一次是1996年,以健康为由,但因为当时的消费市场尚未形成红酒文化基础,很快便偃旗息鼓;第二次就是2007年,持续至今,唱主角的除了顶级红酒收藏外,就是这部分年龄介于25~35岁的年轻消费者,“他们大多是‘70后’、‘80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开放的消费观念,现在还没有很重的养老压力和孩子教育压力,有更大的消费自由”。红酒也慢慢从奢侈品的神坛走下来,形成了常态化消费。
  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葡萄酒文化基础的市场,红酒的发展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2008年,因为遭遇世界金融危机,波尔多的酒庄在推出一款新酒的时候总是为定价为难,因为他们担心没有人接手,可是,有了4万亿资金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中国买家一下子成为波尔多的贵客。从那时候到现在,波尔多所产的红酒在中国的销量增长了七八倍之多。虽然今年市场增速有所趋缓,但总体来看,红酒市场的上升空间仍预示着消费的巨大潜力。只是,与奢侈品类似,红酒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高税率的制约,综合税率高达48.2%。
  我们的消费疲软吗?
  无论是加入节日旅游大军的中国游客,还是在一线零售品行业奋战的商家,抑或是经济学者,很难从亲眼所见得出“中国消费疲软”的感受。就在今年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银联卡境内跨行交易金额同比增长31.7%,境外交易金额同比增长48%。就在北京的簋街,这一条街8天内接待顾客1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9.3%。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的132家酒店、宾馆,合计举办了33879桌婚宴,实现营业收入1.27亿元,由旅游而购物、餐饮,带动的消费呈现几何级增长。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副总裁李迅雷,首先在直觉上就认为官方统计数字与现实中人们的消费感受差别明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餐饮收入额为2.054万亿元,这显然是低估了。”他从一个简单比较来说,美国2011年的餐饮收入额就达到3.8万亿元人民币,“作为一个崇尚美食文化及公款吃喝盛行的13亿人口大国,其餐饮消费怎么可能远少于只有3亿多人口的美国呢?更何况中国大部分高档星级宾馆的餐饮收入超过住宿收入,这也是西方国家宾馆难以企及的,一斑窥豹,足见中国餐饮业之繁华”。这里边有明显的统计漏洞,为了少纳税,即便是限额以上企业也存在少报营业收入的动机。以餐饮业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限额以上餐饮住宿企业的餐饮收入占全国餐饮收入的31%,而实际占比可能更低。因为近些年旅游消费支出呈现爆发式增长,而支出法统计下该项较低。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也有同样的看法:“如真像统计显示的那样,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较低的消费占比以及它10年来的大幅度下降趋势是真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经济怎能维持这么久的高速增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懂得,作为一个已经市场化了的并且不断正常化的经济,一些大的比例关系可以落在国际参考值之外很远的地方(过度异常)是难以让人信服的。这是我怀疑消费占比数据的出发点。”
  张军认为,在过去20年里,全球的消费增长大概是3%,中国超过8%。中国消费增长其实很快,只是没有超过GDP的增长率。“我不认为现在的消费占比或者消费率的水平反映了消费的不足。由于经历了计划经济的扭曲和普遍的短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消费占比会不正常地向上跳动。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政策扭曲的解除,经济的不断正常化和市场化,消费率必然经历一个下降并趋于稳定的阶段。这不仅是统计规律,也是经济规律。也因为这样,经济才保持了长时期的增长而不脱轨。”
  李迅雷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进行一致性分析,发现自2004年起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发生了明显的背离现象,“既然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是靠投资拉动的,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的背离现象就足以引起人们对投资规模数据可靠性的怀疑了”。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到一定阶段会出现就业人口下降导致薪酬收入增加,从而带动消费。这可以参照日本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出现后,消费大幅增长的案例。既然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人口现象,人口流动与人口结构的变化就会导致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的此消彼长,或是进一步改变消费中服务消费的比重。
  中国的高储蓄率一直是我们强调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李迅雷分析发现,高储蓄率源自政府、企业和10%的高收入阶层。居民储蓄率比起政府和企业来说并不高,而且还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低估现象而被高估了。过去十几年来货币超发而通胀不显著的原因:超发的货币大部分变成政府、企业和少数居民的储蓄,流入到普通居民的口袋里不多。
  “中国的银行业从未披露城乡居民存款的结构,比如存款1000万元以上、100万元至1000万元、10万元至100万元、10万元以下的储户数量各为多少。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城乡居民中金融储蓄和实物储蓄总额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少部分人。导致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是少部分人暴富的结果,大部分人的储蓄规模很小。”
  在消费被低估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被高估了”。李迅雷发现,若从增量资本产出比(反映投资效率指标)来看,1994年大约为1.955,2011年达到了7.05的水平了。也就是说,增加1元钱的GDP,原本只要1.955元的投资,现在则需7.05元投资。“这当然可以解释为边际投资效率的降低,但是否也可以解释为投资的‘水分’越来越大呢?即便用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速来考察,也同样会发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虚增嫌疑。”另外,钢材和水泥产量实际增速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这就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统计存在高估可能。“之所以出现高估的情况,无非有三个主要路径:项目转包、统计报表虚报和偷工减料。”
  若固定资产投资被高估,那么被高估部分肯定会有流向。李迅雷将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澳门博彩业收入增速以及内地奢侈品消费增速进行了比较,发现博彩业收入增速与内地奢侈品消费增速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解读是部分被高估的投资已有部分变为居民的灰色收入,其中一部分流向了博彩业和奢侈品市场。而在被低估的消费当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被低估,居民总消费支出对GDP贡献被低估的程度在逐年增加。
  李迅雷认为:“投资拉动经济是对中国经济的一个误判。”他的研究小组发现消费对GDP的贡献被低估了,投资对GDP的贡献则相对被高估了。2005、2006、2007、2008、2011年消费对GDP的贡献都超过了投资。2009、2010年出现投资贡献超过消费,主要是因为4万亿计划的作用。
  中国被低估的消费力早已在市场上显现了出来,物流是中国旅游业、快递行业、餐饮业的爆发式增长,都预示着中国消费时代的到来。仅从餐饮业来说,餐饮是消费市场中的支柱型产业。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助理边疆看来,就在于其“产业链的放大效应,一家饭店带动的,除了直接的就业和消费外,还有对农业、物流等产业的拉动”。
  经常在全国各地考察餐饮市场的边疆对此感受更直观:“每个人的消费能力都极大提高,尤其是25~35岁的主流消费群体迅速壮大,这几年来,不仅天天有新店诞生,而且饭店的装潢、菜品、信息化和服务水平都有了根本性的改观。”边疆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的餐饮业在过去10年间发生了显著变化,不仅仅是规模总量与单人单次消费额的提高,还有从城市向农村和乡镇的蔓延,下馆子吃饭已经司空见惯。10年前,酒楼在元旦、春节期间都要关门歇业,而现在越到节日越忙,除夕夜在家做饭的几乎很少见了。
  餐饮业在未来我国启动内需的布局中也被寄予厚望,按照商务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未来5年将继续保持年均16%的增长速度,到“十二五”末,中国餐饮业零售额将达3.7万亿元。
  (实习记者王玄、林笛、韩康帮助收集部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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