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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四大名著”:国民读物如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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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电影《红楼梦》剧照

  古代小说研究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勇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德国汉学家告诉他,有次在德国的一个景点,看到几位工程师模样的人,正在热烈地讨论小说《红楼梦》的问题。这位汉学家觉得这一幕非常有意思,他说自己无法想象,几个德国工程师去别国旅游,会在那里讨论歌德的某部作品。
  不仅《红楼梦》,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在内的“四大名著”,在中国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常识。一个中国人,即使没有完整读过四大名著中的任何一部作品,至少也接触过取材其中的戏剧片段、民间说书,或者应该反过来说,除《红楼梦》以外的其他三部小说,原本就是在民间流行已久的话本故事的基础上,整理改编而成。而对于更年轻的读者来说,教材中的四大名著的选段,暑假不断重播的经典连续剧、电影,已成为带着温情的回忆。
  然而多数人并不清楚,“四大名著”这一约定俗成的提法,从确立到流行,不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围绕其间的小说观念演变、出版刊行格局、特殊时期政治影响力的扩展,以及小说史研究与教学还有影视改编的推波助澜,“四大名著”堪称一个经典塑造的典型案例。

从“四大奇书”谈起


  在“四大名著”之前,谈及中国古代的章回小说创作,人们更多引用的说法是“四大奇书”。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曾称明代有“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一说法,后来被清代文学家李渔所认可。在托名李渔的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序》中便写道:“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
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大名著“珍藏版”,采用画家戴敦邦的插画,图为《西游记》之西天取经图

  清人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对四大奇书作了专门的逐一评论。此后,“四大奇书”的说法日渐流行,成为人们讨论白话章回小说时的参考。比如,《儒林外史》出来后,闲斋老人在序言中便将其纳入“四大奇书”的背景加以表彰。
  回头来看,这一从明清时期即流行,直到当代都具有很大影响的说法,有其内在的学理意义。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承洲所说,这四部被冠以奇书的小说恰好代表了明代四种类型小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的最高成就。
  只是,等到《红楼梦》在乾隆年间刊行之后,“四大奇书”的说法受到挑战,以后任何关于明清章回小说的列举,便不能无视《红楼梦》的存在了。
  在“四大奇书”中,地位最早受到挑战的是《三国演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描述了这一情形:“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於文人。”
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大名著“珍藏版”《红楼梦》之宝黛共读西厢图

  其实晚清文坛,受到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明清小说的认识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解弢在《小说话》便将明清小说分为甲等三种,第一《红楼梦》,第二《水浒传》,第三《儒林外史》。乙等八种,包括《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隋唐演义》等,丙等《花月痕》《荡寇志》。足以印证鲁迅判断的是,在如此宽泛的名单中,居然没有《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何以难入时人法眼?这或许从民国初年钱玄同与胡适围绕新文学的通信可以一窥。1917年2月25日,钱玄同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极为赞赏胡适发表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5号上的《文学改良刍议》中的观点,认为“此前之小说与戏剧在文学上之价值,窃谓当以胡先生所举‘情感’与‘思想’两事来判断。其无‘高尚思想’与‘真挚情感’者,便无价值之可言”。正是在这一逻辑下,钱玄同认为《三国演义》《说岳》之类小说“以迂谬之见解,造前代之野史”,不足珍视。
  胡适在《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的信中说:“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不过,他不认同钱玄同对《三国演义》的激烈否定,认为“其书谬处在于过推蜀汉君臣而过抑曹孟德。然其书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足以称得上世界历史小说上有数的名著。
颐和园彩绘三国演义壁画之“赵云长坂坡救阿斗” 

  “五四”一代念兹在兹的仍是文学对国民思想的改造,胡适对《金瓶梅》的排斥,便多少与钱玄同对《三国演义》的否定出于一个逻辑:“我以为今日中国所谓男女情爱,尚全是兽性的肉欲。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类之书,一面积极译著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后,或稍有轉移风气之希望。”
  不管怎么说,晚出的《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不断进入人们的讨论视野,《金瓶梅》与《三国演义》则时有争议。撇开时风影响,单从文学角度而言,《金瓶梅》与《儒林外史》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傅承洲看来,《金瓶梅》固然有暴露的性描写,未必适合未成年人阅读,却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类型,代表着小说创作的发展方向:取材日常生活的琐事,以细腻真实的描写取胜。刘勇强则认为,《儒林外史》无论就其散文化叙述的文体还是对中国文化反思的深度而言,均不容小觑,只是,小说中大密度的文化信息,成为一般读者的阅读门槛。
  

5. 1957年首次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出版的《红楼梦》整理本,插图采用清代画家改琦的《红楼梦图咏》、6. 1980年版《西游记》,选用人民文学社美术编辑古干的《西游记图像》作为插图

明清小说和“新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向称稗官野史,不登大雅之堂。无论是文苑传还是儒林传,正史记载中从来不收小说家和研究小说戏剧的学者。从晚清到“五四”,国门初开,文人很快发现小说在西方文学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他们意识到,尽管中国传统小说非常繁荣,却缺乏研究挖掘。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小说对于世道人心、国民精神的改造意义重大。从梁启超掀起的小说革命,到胡适、鲁迅等人的小说史研究,无不延续着这种思路。
  面对当时“言文分离”的现实,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一面身先士卒用白话创作诗歌、小说,一面进行小说史研究,从历史寻找理论依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正是这样的产物。
  如果说小说史的研究教学影响所及,还限于学校之内,那么在胡适等人的推动下,采用新式标点刊印明清小说,则成为日后“四大名著”通过出版产生巨大影响的起点。
  1920年8月,亞东图书馆出版了汪原放标点分段的《水浒》,此后又陆续标点出版了《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16种明清章回小说。据傅承洲考,胡适为其中14种小说写了序言和考证,其中便有后来奠立新红学基础的《<红楼梦>考证》。“胡适当时在文化界影响非常大,由他出面推动亚东图书馆出版白话小说,影响可想而知。可以说风靡一时,对当时年轻人学习白话,用白话进行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傅承洲说。这些小说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在1929年亚东本第六版《西游记》的广告插页上也可见一斑:《水浒》已出了10版,《儒林外史》出了11版,《红楼梦》出了9版,《三国演义》出了6版,《镜花缘》出了5版。
  时隔近半个世纪,在上世纪80年代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的序言中,小说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吴组缃回忆自己1922年在芜湖第五中学时的读书经历:“(书店)橱窗里陈列着令人触目心跳的书刊:《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冬夜》《草儿》《尝试集》,还有《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和线装布套的《新文库》等等。此外,就是分外打眼的亚东版汪原放标点的几种大部头白话小说。那时新的白话小说还不为人所熟知。所谓白话小说,就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因而声价十倍的明清小说名著。……我最先从陡门巷‘科学出版社’买到手的就是一部亚东本《红楼梦》……现在我买到手的,属于我所有的这部书,是跟我平日以往看到的那些小说书从里到外都是完全不同的崭新样式:白报纸本,本头大小适宜,每回分出段落,加了标点符号,行款疏朗,字体清楚,拿在手里看着,确实悦目娱心。我得到一个鲜明印象:这就是‘新文化’!”
  有趣的是,正是从那些被视为“新文化”的明清小说中,吴组缃不但被小说内容所吸引,而且学习它的词语语气、分段空格、标点符号,最终成为一名小说家。

郑州市民张恩茂一生痴迷于红楼,耗时三十年收集了936种版本的红楼梦,还有一本是他的镇宅之宝,清同治年间流传的红楼版本

“国民读物”的不同解读


  如果说上世纪20年代以新文化面目出现的亚东版,造就了明清小说的第一次大规模传播,那么,在上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社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出版的系列小说,则与“四大名著”日后的形成有更为直接的关系。
  1951年组建的人民文学社,承担着文学普及的国家使命。社长、总编辑冯雪峰在上任之初,便提出“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布局,“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无疑是其中重要一环。为满足市场上对于图书的需求,也保证人民文学社出版的图书品质,初版印行的中国文学作品先以副牌“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发行,得到市场认可后,再以人民文学社名义发行。
  就这样,1952年10月,以清代最流行的经过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出版;1953年11月,以毛纶、毛宗岗父子删改润色的《绣像三国志演义第一才子书》为底本的《三国演义》出版;1953年12月,以程乙本为底本的《红楼梦》出版;1954年6月,以明代世德堂本为底本的《西游记》出版。这些集纳当时一批最优秀学者集体整理的本子,首次出版后又经过多次修订重印,无疑也代表了那个年代的学术水平。
  由于印量巨大,这四本书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据统计,1949年10月至1966年4月,《水浒传》印了267万册,《三国演义》印了646万册,《西游记》印了379万册,《红楼梦》印了284万册,为当时古典文学类图书中印量最大的几种。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部小说影响的扩大,还有政治的原因。毛泽东本人对这四部小说极为推崇,让刘勇强印象深刻的是,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将《红楼梦》与中国的地大物博并举:“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所以,无论在实际的出版传播,还是研究教学中,“四大名著”都已经深入人心。但它作为一种日后流布甚广的说法,仍要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算起。
  比如,1981年内地出版的郑国铨等编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第一次提道:“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将纷纭繁复的生活事件……组织在一个完整的大厦之中。”
  90年代以来,以“四大名著”名义的出版,更是没有停过。从1990年人民文学社出版的精装16开彩色插图本“四大名著”,到后来长征出版社的《漫画四大名著》,再到海天出版社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以“四大名著”冠名的出版丛书与研究论著,已成为潮流。
  刘勇强把小说名著研究成为热点,视为古代小说研究在20世纪取得长足发展的突出表现。这一点在港台等海外学者那里体现得更为明显。
  早在1964年,学者赵聪便在香港出版《中国四大小说之研究》,之后又加入《儒林外史》,更名为《中国五大小说之研究》。夏志清写于1968年的英文专著《中国古典小说》,在上面五部小说中,加入《金瓶梅》。美国汉学家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则沿用传统“四大奇书”说法,不过,他更强调“奇书”的文体意义与文人创作特点。总体而言,以“四大名著”为中心的研究论著更多。
  “四大名著”的学理基础,还体现在文学史的教学中。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作为国内最有影响的两部文学史教科書,对“四大名著”与《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都列专章讲述。而受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影响,《金瓶梅》却无此待遇。在刘勇强看来,“这也反映了《金瓶梅》随着‘四大奇书’提法淡出后,未能进入‘四大名著’序列的学术处境”。
  不论在内地还是港台,以“四大名著”中一部或几部小说作为重点研究,依然占据学界主流,其中,围绕《红楼梦》研究所形成的“红学”,无疑风头最盛。几代红学家的研究,除体现在各自专著中,其最新成果也体现在人民文学社不断翻新的《红楼梦》版本中。人民文学社副总编辑周绚隆便讲过一则趣事:美国学者余英时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这样一个看法,要想知道内地官方认可最权威的红学家是谁,就看人民文学社那一版的《红楼梦》序是谁写的。1982年出版的《红楼梦》全新整理本,前八十回以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为底本,后四十回以程甲本(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1791]活字本)为底本,署名曹雪芹、高鹗著,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又被称为“新校注本”、“红研所”校注本。这一版本的整理工作由冯其庸主持,李希凡、林冠夫、刘梦溪、张锦池、蔡义江、胡文彬、吕启祥等二十余位红学家共同完成。其后这一版本不断修订完善,延续至今,成为目前发行量最大的《红楼梦》普及读本。
湖北襄阳,王惠民在他的工作间展示“四大名著”木雕作品

  在台湾大学教授欧丽娟的印象中,台湾的红学并不发达,更多出于自发性的研究,也没有形成特定脉络。早期,台湾更多受到民国以来红学发展的影响,以考证派、索隐派、版本研究居多。后来逐渐有一些以《红楼梦》中人物、美学、文化等角度切入的内部研究,但“还是不免于二分法的思维主导,以现代的自由平等观念去理解传统经典”。
  而对于一般大众而言,台湾作家白先勇、蒋勋等以说书形式进入《红楼梦》的阅读方式,正如大陆作家刘心武等人对《红楼梦》的解读,受众很广但也时有争议。
  在香港红楼梦学会会长张惠的观察中,比起内地同代学者,香港学者身处中西通汇的香江,并且由于香港高校中缺乏过细的学科分段,不少人多有兼教,比如红学研究专家潘重规同时还擅长敦煌学,在研究中有时反而有贯通融会的效果。只是,曾经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在小说史研究教学中,也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张惠曾吃惊地发现,一个历史成绩不错的学生,可能仅熟悉唐代,而上不知先秦,下不知元明,也正因为这种隔膜,香港有关三国演义题材影视剧的改编,多集中于表现有限的数个人物,如吕布、诸葛亮、赵云等,缺乏大的历史视野。
  不同于内地的是,港台地区并无明确的“四大名著”概念,用欧丽娟的话说,“有其实,无其名”。台湾嘉义大学教授徐志平记得,台湾的中学教科书里会提到明代的“四大奇书”,选读更多的则是“四大名著”中诸如“空城计”“草船借箭”“三借芭蕉扇”“林冲夜奔”“刘姥姥进大观园”等经典片段。
  徐志平告诉本刊,改编自四大名著的影视剧,在台湾并不多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香港极度繁盛的影视改编。据张惠介绍,除了拍摄较为忠实原著的电视剧,香港的红楼题材影视剧还呈现出戏曲片、时装片、情色片等极为驳杂的面貌。这些影视剧改编,对“四大名著”的深入人心,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刘勇强更愿意从“国民读物”的角度去理解这四部著作。他认为,国民读物的概念与精英阶层的经典读物的区别在于读者群体。“我们不能要求一般人都读懂《论语》《孟子》《庄子》这些经典。成为国民读物,必须具有非常大的受众面,做到雅俗共赏。”刘勇强举了一个例子,“《西游记》中,花果山上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和其他小猴子商量谁先进入水帘洞便称王。结果它先进去以后便和其他小猴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石猴子,脱口而出就是这种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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