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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与傅斯年的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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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弦文章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次年五月解至南京,关押于老虎桥监狱。狱中周氏作打油诗度日,后来结集为《老虎桥杂诗》。这批规模不小的狱中诗,大多心气平和,或感怀往昔,或追忆儿童生活;但也有极辛辣怨毒、“缺少温柔敦厚之致”的“箭弦文章”,透露出周作人身陷囹圄时的心绪起伏。
  《老虎桥杂诗补遗》(即《忠舍杂诗》)题识写道:“前录杂诗多所遗弃,近日重阅,觉得亦是前尘梦影,遗弃亦属可惜,因复加甄录数首,其比较尖刻者仍在删薙之列,唯首尾二章仍其旧,盖所谓箭在弦上之势也。”明知“尖刻”,有违诗教传统,为何不忍舍弃?试看《忠舍杂诗》首章,题为《骑驴》,诗云:
  仓促骑驴出北平,新潮馀响久销沉。
  凭君箧载登莱腊,西上巴山作义民。
  值得注意的是诗后的一条自注:“骑驴系清朝状元傅以渐故事,此乃谓傅斯年也。”傅以渐,山东聊城人,清朝开国状元,因身形肥硕不便骑马,常骑驴上朝。顺治帝赐《状元骑驴图》并题诗云“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驴如飞”。周作人《骑驴》诗后两句,则化用南宋笔记《鸡肋篇》中登莱义民食人肉的故事,讽刺忠义之士的假面背后躲着野蛮的食人者。
  这首不忍删薙的“箭弦文章”,颇有“掐臂见血”的痛感,指向抗战胜利后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主导教育复员工作的傅斯年。周作人对傅斯年的恶感,不止狱中这一两首打油诗。一九五零年六月作的《〈新潮〉的泡沫》一文中,周作人斥傅氏为“伪君子”、“‘蒋二秃子’的帮凶”,说他“始终打着北大、蔡孑民、胡适之的旗号,在文化文物上做特务的工作”。该年十二月傅斯年以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周作人还不依不饶,继续作文揭他的老底:以黄侃门生的资格参入《新青年》阵营,痛骂秋水轩一派的文笔,枕头底下却藏着一本《秋水轩尺牍》云云,视其为旧文学的叛徒、新文化的奸细。
  风雨欲来
  按理说傅斯年是周作人的学生辈,周氏为何对一后辈大动肝火,其怨气由何而来?周、傅二人之交恶,起因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教育复员及接收伪北大的风波。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师生分批南迁,与清华、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相对的,是日伪扶植的“伪北大”。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投降后,伪北大成为周作人最后的避风港。七月底周氏本已送还了伪北大的聘书,八月二十日又同意就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一职。在邓云乡记忆里,九、十月间周作人虽每日仍坐着白铜饰件的自用洋车到沙滩红楼来,却并未上课,课是由老友许寿裳之子许世瑛代上的。
  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后,曾出任伪职的周作人心境如何?是愧疚悔恨,还是忐忑不安?据留居北平的常风回忆,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华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国民政府任命的接收平津两地各部门的大员名单,二人闲谈中,周作人提及《华北日报》上接收大员的名单,说:“(沈)兼士是文教部门的接收大员,如果能见到他,我倒想请他派我到日本接收被劫走的文物。” 常风注意到,周氏说这话时“还是和平时一样微笑着,坦然自若”,仿佛“目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他竟然毫无关系似的”。
  周作人的这种镇静,或者说天真的乐观,未必是人前的伪装。抗战时期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上海文人周黎庵,对一九四五年八九月间的周作人日记很感兴趣。因为八月中旬正是日本向作战盟国无条件投降之时,而九月底又是国民党北平当局进行肃奸大规模逮捕之日,以周作人之明,当然知道难逃此劫。这一个多月以待罪之身,他究竟做了什么?在周黎庵看来,是很有意味的事。据周黎庵所见之《秋灯琐记》,在那四十多天的自由生活中,周作人还是照常逛琉璃厂旧书铺,照常收购书画古玩,表面上镇静自若,一点不露风雨欲来的恐惧情绪。这也可以与常风的观察相印证。
  让周黎庵记忆犹新的一点是,周作人这一时期购置的书画,多与“性”有关。有一篇日记中提到他买到了一幅《宋太宗强幸小周后图》,实际上是一幅工笔精绘的春宫图,画四个宫女捉住小周后的手足,宋太宗襆头纱袍,站在小周后身前。这则日记一反过去流水账式的记法,周作人细写了许多李后主与小周后偷情,以及入汴后小周后每次逢召入宋宫,出必唾后主之面的故事。周黎庵以为,周作人自是研究性心理的专家,在这幅春宫图中,“性”指代的是“一旦归为臣虏”的伦理困境。

不堪得说


  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周作人日记谓“拟寄信谕傅斯年,但亦不堪得说,故且止也”。 “谕”字已端出上告下的姿态,但什么事令周氏欲言又止,他为何要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上给远在西南的傅斯年写信?七日周作人日记称“写致傅书了,以稿示绍原,但仍不拟寄去也”。江绍原系苦雨斋四大弟子之一,向来写文章不打草稿的周作人,为何要将写给傅斯年的信稿先给身边亲近的弟子看?信既然已经写好了,为何不打算寄出去,周作人到底在顾忌什么?八日周氏“上午抄改傅书,拟仍托空邮寄去”。九日“上午抄致傅函”,寄给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十日“印抄致傅书一份,拟寄给朱骝先教部长一阅”。朱骝先即教育部长朱家骅。同日下午“又抄一份讫,拟存”。十一日“寄朱骝先、傅斯年信”。从十月六日打算给傅斯年写信,到十一日正式寄信,周作人犹豫再三,可见信中所言之事确实“不堪得说”。此信除寄给傅斯年外,还先后抄送给原北大校长蒋梦麟、教育部长朱家骅,并自家存底一份,可谓慎重其事。而这封信正是周、傅二人战后交恶的导火索。
  从近年整理出版的《傅斯年遗札》三卷本中,笔者尚未发现与此信直接相关的线索。去年十二月有机会赴台湾“中央研究院”调阅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傅斯年档案”,然而在傅斯年图书馆提供的纸本目录中,也没有找到这封信的踪迹。但幸运的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中,存有此信的一份撮述。这页档案被归入“人才人事”系列,“周作人”名下仅有此页材料,档案号为77220/2880。“来文机关或姓名”一栏填的是周作人,“文到日期”为“卅四、十、廿六”,即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此页档案上注有“原函特存”的字样,表明周作人抄送给朱家骅的这封信“见特存卷”。虽然目前尚未见到“特存卷”中周作人致傅斯年的原函,但据朱家骅档案,该信要点如下:
  一、闻傅孟真君在教育复员会议中主张新定办法,学校停闭,学生重行甄别分发,稍涉苛细,如能赐予救济,万众感戴。
  二、弟留滞北方,辱在泥途,唯自问对于中国略有所尽。
  三、抄致傅函,请察阅。
  信末注明寄信地址:“北平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这页档案贴在一张稍大的“教育部用笺”上,笺纸上印有“1946.8”。

李逵打先锋


  除了为自己“事伪”辩解,周作人信中首先批评傅斯年在教育复员会议上的主张“稍涉苛细”,这或许是促使他“寄信谕傅斯年”的动机。一九四五年秋傅斯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抗战胜利后,文教界面临着学校回迁、沦陷区与大后方的教育资源重新整合的难题。在这一非常时刻,傅斯年“贸然代理”北大校长一职,自知是“跳火坑”。他向友人诉苦道:“北大之敌人多矣,随时可来算账,且此时不攘外即无以自立,此尤使弟斗志奋发,而又不得不戒惧者也。”“不攘外即无以自立”,是傅斯年掌校期间的基本“国策”。对于民族意识极强的傅斯年而言,使其“斗志奋发”的北大之敌,无疑是打着“北大”招牌的伪北大,及“卢沟桥事变”后“留滞北方、辱在泥途”的伪北大教授。
  傅斯年接手北大代理校长一职后,却没有即刻北上,九月上旬一直在重庆积极参与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筹备工作。他向友人透露:“此间事,看来与北大无关,实皆息息相关,故教育会议不得不努力。”从周作人的反应可知,傅斯年在教育复员会议上的一番努力,确实关系到北大战后之运命。九月二十日教育复员会议揭幕,二十一、二十二日分组审查,第一组审议关于内迁教育机关之复员问题,傅斯年为召集人之一。会后他向夫人俞大綵倒苦水说,从二十日正式开会到二十五日,“发言至第二多,真正累死我,不得不帮骝先(笔者注:朱家骅)忙,结果我捱许多骂”,“事实是,骝先好与我商量,而十之七八不听”,“然而外人不知也,以为他的一切事由我负责,一次教育会,弄得我成众矢之的。重庆再不可久居矣”。这封家书道出教育复员会议上傅斯年在台前幕后的影响力,尤其是教育部长朱家骅对傅氏的倚赖。老友蒋廷黻调侃傅斯年大包大揽的办事风格,戏封他为“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由这一长串封号,可知号称“傅大炮”的傅斯年在战后教育复员工作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在胡适回国前,由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这个办法,用傅斯年自己的话说,是“宋江出马,李逵打先锋”,一个唱红脸,一个扮白脸,有利亦有弊。傅斯年明知是火坑,还要纵身跳下去,因为对战后的北大而言“此时关键最大”。文教界对“黑旋风”反应不一:“校中同人,高兴得要命,校外关切者,高兴得要命。一般社会,未尝没有人以为来势太猛,因而疑虑。”对于北大内部,特别是国文系的状况,傅斯年的看法是:“孙子书、孙蜀丞、俞平伯在北平苦苦守节(三人似可择聘)”,“此系绝对有办法,但主任无人”。明显把时任伪北大国文系主任的周作人排除在外。傅斯年去信催促胡适赶紧回来,他用半开玩笑、半是威胁的口吻说:“我这几个月必然闹得空气很紧张。非先生早回来,有出大岔子之可能。”

又闻巷内驴鸣


  北大回迁,矛盾重重;教育复员,前景亦不明朗。在这一过渡时期,身兼“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三职的傅斯年,精神处于极度的不安与紧张中。傅斯年向胡适交底说:“骝先性情倔强,能支持到何时,全不可定。北大事骝先绝对支持”,“无论前途如何,我们抖起精神去干,总可以比得过(outlive)这些妄人”。在北大的事情上,傅斯年自信能得到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绝对支持”,但教育复员不仅关涉到北大一家的利益。如何处置收复区的伪大学、伪教授、伪学生?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太上教育部长”便与教育部长存在分歧。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教育部长朱家骅赴京、沪、津等地视察教育复员情形,方才意识到“收复区学生众多,就学问题确甚严重,尤以各地四乡治安未复,失学青年日增,亟待安置救济”。如何安置这些面临失学的“伪学生”,据十一月二十八日《申报》报道,北平各大学一律改称“补习班”,如伪北大文学院改第二补习班,主任郑天挺,待补习完毕,则与回迁各大学合并。对于教育部发明的“补习班”这一缓冲装置,正统意识甚强的傅斯年大为光火,他在家书中抱怨:“北平方面,弄得极糟。骝先去,因环境空气,软化了。我欲去纠正之,他不让我去。”可见在伪北大的处置上,朱、傅二人未必步调一致,傅斯年急于为北大争正统,而朱家骅作为一部之长,为稳定大局不得不有所妥协。
  以补习班的名义吸纳伪学生、伪教员,无异于变相承认了伪大学的合理性,傅斯年即刻对朱家骅的态度“软化”进行纠正。据北平各报载十一月三十日重庆专电,傅氏已由昆明返回重庆,准备飞赴北平,同时对记者重申了其对伪北大的处置办法:
  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已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收容。
  傅斯年虽然态度强硬,但仍将伪教员与伪学生区别对待。十二月七日傅斯年在重庆向《申报》记者更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在伪北大问题上的立场。他强调专科以上学校需要为下一代青年对于“礼义廉耻”四字,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并指出伪北大教授与北大毫无关系,因为“七七事变”后北大教员分批内迁,除周作人等一二人外,留平的少数教员亦均转入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任职。傅斯年以北大代理校长的身份公开声明:
  自大观点言,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明春返国之胡适校长,以及北大教授团体,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本人意见,完全一致,无论现在将来,北大均不容伪校伪组织人士插足其间。
  这篇谈话最后,傅斯年再度以朱家骅做后盾,坚称“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此点已获朱部长同意”,其目的在“求确保北大干干净净之声誉”。傅斯年这番表态彻底堵死了周作人的后路,难怪周氏日记称:“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之文末。”将傅斯年的谈话比作“驴鸣”,是暗用明遗民傅山的典故:“此乃驴鸣犬吠,何益于国家?”
  

两脚羊


  傅斯年并没有公开回应周作人的“求情信”,但从他对伪教员的处置办法可知,绝不会念及往日的师生情分,在北大复员后为周作人留一席位。被“扫荡”出北大,等待周作人的是大规模的汉奸搜捕及更严格的汉奸审判。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晚,北平首次搜捕汉奸,就逮者约二百四十名,包括王荫泰、王克敏、王揖唐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首脑人物。北平当局此次逮捕汉奸的标准,为只问行为、不问动机。周作人被捕时据说坚决不承认自己是汉奸,或许如他致傅斯年信中所言,“自问对于中国略有所尽”。且不论“中国”之所指,周作人反复剖白“吾所用心”,则是纯粹的动机论。
  十二月七日傅斯年在伪北大问题上的公开声明,有先斩后奏的嫌疑,未必得到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绝对支持”。十二月十三日傅斯年得知伪北大教员要求聘书,并得到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的同情,致朱家骅急电谓“如李主任对此辈伪校教员再让步,以后各收复区教育政令皆不能实行,不特北平而已”。
  一九四六年初北大可以说是“两头着火”。傅斯年家书称,昆明这边正闹学潮,而北平方面办补习班,“大妥协”,“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他决心“扫荡”伪教员,绝不为北大留下隐患。傅斯年坦言,在矛盾丛生尤其是人情与法理冲突的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接收伪北大,牵涉伪教员的生计、伪学生的前途,再加之中央与地方的角力、教育部接收政策的反复,势必是场恶仗,这也就是为何李逵打先锋。
  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傅斯年跟同事汤用彤分析形势说,西南联大解体后,清华、南开可走可不走,北大则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北平有几千学生,假如补习班不断然结束,必然会“反客为主”。这些学生必要求挂起北大的牌子来,伪教员又必因继续开班而留任,甚至要求正式聘请。眼下政府权威一落千丈,地方势力已准备让步;若没有朱家骅的支持,教育部也极可能妥协。所以北大之存亡,在傅斯年看来,取决于能否尽早回迁。如果不赶在一九四六年暑假复员,恐怕伪北大借尸还魂,摇身一变,也许客气些,叫“北京大学分班”,或更客气些,叫“北平临时大学”,无“补习班”三字,然必有“北”、“大”二字,必简称“北大”,“从此据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仪器,而以正统自居”!于是北大以伪教授为主体,“尚堪问乎”?
  五月四日傅斯年由重庆飞抵北平,主持北大迁校事。七月胡适回国,九月接任北大校长,傅斯年终于跳出火坑,结束了“为人拉夫”的苦差。而此时周作人已在南京老虎桥狱中,只能靠打油诗发泄他的怨嗟:
  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
  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讲学称贤良,闻达参政议。
  千年诚旦暮,今古无二致。旧事傥重来,新潮徒欺世。
  “两脚羊”云云,仍是沿用南宋笔记《鸡肋编》中义民吃人的故事,被食者中“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女少艾者名之为美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周作人《老虎桥杂诗》题记自称“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两句,仿佛是神来之笔,“可以算是打油诗中之最高境界”。“食人大有福”至“新潮徒欺世”,均针对傅斯年而言。在自比于“两脚羊”的周作人看来,昔日新文化运动的学生领袖、《新潮》月刊的发起者已跻身“食人”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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