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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流动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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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研究最早发源于美国,历史很短。美式的传播研究如今仍有“全球化”的趋势,但中国引进传播学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美国传播研究早年大致有两个学术范式,一在芝加哥大学,一在哥伦比亚大学。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专著《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探讨湖南攸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她未必着意承续芝大的海外香火,但她的研究与芝大的旨趣竟颇多暗合,在目前中国偏枯而化约的传播研究圈中,这样的“异类”是富有深意的。
  从“一战”到“二战”期间,美国社会历经大规模工业化、都市化和移民的洗礼,社会结构和道德基础丕变,影响深远的“进步运动” 应运而生。芝加哥大学的都市社会学家们观察其所在的城市变化,把它看作一座活生生的社会实验室。他们在派克(R. Park)的领导下,接受杜威的实践主义(pragmatism)为指导思想,走出一条与欧陆哲思玄学不同的道路,而开辟了实际下田野观察的经验研究,他们的关怀(包括媒介和人际传播在社区整合的角色)充满了温和渐进改革的精神。“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力如日中天,传播研究的重心从中西部转移到东岸,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为枢纽,学术领袖是默顿(R. K. Merton)和拉扎斯菲尔德(P. Lazarsfeld)。他们以结构功能论为依归,研究旨趣在于维持既有系统的稳定,持盈保泰,以致学术精神转趋保守;同时,他们宗奉实证主义,研究技术(尤其是问卷调查)愈来愈细密,视野却愈来愈狭窄,斤斤计较的是媒介的短期效果,而对于媒介结构、组织与权力中心的复杂关系则置若罔闻。
  这两个社会系早已各自往别的方向走,传播被全国各地兴起的新闻传播院系收为版图。但无论从哲学思想、研究旨趣还是方法技术来说,哥大因缘际会,逐渐凌驾于芝大之上,至今仍是美国传播学的主流范式,历久不衰。上世纪七十年代,欧洲激进派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先后引进美国,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张本,把美国主流传播研究攻击得体无完肤。但美国毕竟是世界最大的学术市场,自成不假外求的体系,欧洲的挑战未能动摇哥大范式在美国的支配地位,其流风余韵更扩散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国学界似乎也多在这个影响圈内亦步亦趋。
  芝大的范式纵然在传播领域退隐为暗流,但从未完全失传。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各种要求变革的势力风起云涌,改革派学者回到芝大范式寻找血脉,重新发现先驱学者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重要的,芝大的范式比哥大更能接通欧洲思潮,提供切磋琢磨的空间:其一,芝大虽然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以后的左派观点立场大相径庭,但两者的主题意识都扣紧了媒介和权力的互动关系。其二,芝大先驱学者米德(F.H.Mead)发展的“象征互动论”,允称美国文化研究的佼佼代表,和欧洲传进来的现象学也有些暗合之处。
  丁未熟稔西方的理论,又注意中国的语境,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她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化,理论渊源却回溯到芝大范式,甚至更早。古典社会学的基本关怀,即如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 Tonnies)在十八世纪末所揭橥的,就是探讨工业化促使Gemeinschaft(有机乡土社会,英译为community)转化为Gesellschaft(机械都市社会,英译为society)的过程。后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观察社一九四八年版)曾援引这组概念,并译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借以对照中西社会结构的差异。质言之,维系礼俗社会的基础是依赖血缘、地缘、传统、友谊这一类亲密关系,而法理社会不以沾亲带故为主轴,人际关系必须靠法律和契约来约束。这是“理想型”(ideal type)的概念建构,一脉相承,深刻影响了古典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传播学滥觞时期便曾想象媒介具有万能魔力,可以长驱直捣Gesellschaft,逐一击破“乌合之众”社会里(mass society)的疏离分子,但这个理论早已被修正得面目全非了。
  社会学这个古典关怀历久弥新,丁著与它有两个重要的联系:第一,她的个案来自湖南攸县在深圳开出租车的边缘群体,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滋生的特殊风貌。这些司机群体到了扰攘的都市艰苦谋生,为了减少风险,理应逐渐适应新环境,以职业伦理和法律契约为行为准则,实则不然。芸芸众生,离乡背井,身处异地,面对陌生的外在环境,心里有高度的不确定感,更需要和“熟人”抱团取暖。因此,他们依靠乡土社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凝聚向心力,维系感情,建立信任,对内互助团结,与圈外人老死不相往来,发生纠纷时更是敌忾同仇。他们不啻在冰冷机械的都市边缘,复制和建构难割难舍的乡土关系网络;纵使生活方式改变,旧有的“关系逻辑”还继续支配着人际运作。这样说来,Gemienschaft与Gesellschaft不是静态对立,而是在Gesellschaft 的生活场域里镶入Gemienschft的社会关系,两者交叉同时并存。第二,异乡边缘人能在都市角落移植乡土关系,归因于现代传播新科技ICT(包括手机、互联网、IP电话、车载通讯设备)的赋权起了关键作用。作者说:
  ICT已经完全融入城市流动人口细微的日常生活,包括内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乡村社区与城市社区跨地区的联结;同时也融入他们的职业场景、与城市外部世界的接触与碰撞等等。
  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传播新科技不特是信息沟通的平台与触媒,更是塑造、维护和强固身份认同的动因(agent);而“传播”是具有物质基础的主要社会现象(phenomenon),不是无足轻重的附丽或寄生现象(epiphenomenon)。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Communication其实包含三层意义:一是“沟通”,在拉丁文与community同源,即建立感情与意义的“共同性”;二是“交通”,工业化以后出现快速便捷的现代交通工具,既扩大人们沟通的距离,也稀释了沟通的内容;三是“传播”,及至无远弗届的大众媒介成为生活的重心,更打破时空的藩篱,比“交通”更扩大沟通的能力,但更进一步稀释沟通的内容。丁未描写栖身于深圳的攸县群落(第五章),栩栩如生,其轨迹竟与上面这三层意义若符合节。在改革开放以前,攸县那些种田的乡下人信息封闭,只能靠“捎口信”和外界接触;后来,随着经济改革的大潮席卷,有些年轻人开始出外闯天下,干起运生猪拉煤到沿海城市的营生,回程兼做别的生意,赚到钱陆续添购电视、传呼机和手机带回乡下,于是散播了乡下人对外界发生好奇的“细菌”;等到那些司机眼界大开,便像接力赛一个拉一个,连不会开车的亲友也忙着去学开车,他们就这样先后纷纷落脚到深圳,而且统统以开出租车维持生计。他们形成一个具有内聚力的自足群落,还使用ICT塑造丁未所说的“空中共同体”,这才酝酿出本书那些曲折有趣的故事。看来这些“交通”司机,用最先进的“传播”科技,最想“沟通”的,转了一大圈,还是回去招呼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同乡人。靠ICT,他们提供交通信息,宣泄平日心里的郁闷,万一开车出了事“一呼百应”守望相助,有的更进一步组织社交和经济活动。话说回来,若只顾向自己人取暖,却阻碍了融入当地社会的步伐,日子愈久愈会憋出“无根”的疏离感。
  


  《流动的家园》是传播社会学的优秀作品。用我自己的话语来叙述,丁未把“地方经验”提升到“全球理论”,从容出入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之间,一方面以小见大,一方面从“文化的特殊性”联系“理论的普遍性”,进而提供与西方文献平等对话的基础。世界上,大概唯有原教旨的实证论者(加上“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糊涂人)才敢妄信,社会科学犹如自然科学,其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大致来说,倘若自然科学超越国界,人文应当具有比较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而社会科学则必须平衡文化的特殊性与理论的普遍性,把这个辩证关系拿捏得恰到好处,不要向任何一头过度倾斜。丁未以韦伯和现象学这一路的方法看问题,不同于一般形式主义者,她没有把问题本质化或简单化,没有把因果关系说得太绝对、太死或太抽象,而是以浓墨重彩刻画部分与整体的有机联系,聚焦于日常生活深层结构“常”与“变”的动态过程。
  丁未以第一人称行文,读起来非常流畅而亲切。一定有人会批评她犯了“主观”的大忌。但现象学的第一要义,根本就是反对把“主观”和“客观”拦腰截然两分,而是提倡“互为主观”(intersubjective),也就是由不同的阐释社群对于一些事相赋予不同的意义,然后彼此求同存异,以获得沟通式的理解。解释不同,绝不意味着完全无法沟通或理解。丁未会听故事,会说故事,进得去,出得来。这里,我想起苏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名句。丁未收集零零星星的小故事,重新编织一套完整的大故事,过程中不断游弋于几种可能的架构,最后选取最合理、最恰当、最服人的解释。若换以学术语言来表述,她必先设身处地深入研究对象(现象学称之为“社会演员”)的生命世界,了解里面所蕴藏的各种直接经验,这是剥开第一层意义;然后她又跳出那个圈子,把这些人的原始经验提炼为学术概念、意义、洞见和理论,这是剥开第二层意义。现象学的“双层解释”和实证论的“单层解释”是迥然异趣的。
  剥笋见心,呈现了简单的深层结构,但其层层意义互相联系,既丰富、复杂又矛盾。好的学者如同飞舞于花丛之间采蜜之蜂,穿针引线,又借助理论视野的烛照,当学者把研究对象的直觉经验化为系统知识时,应该比研究对象更能居高临下,更能掌握全局,乃至见其所未见。然而学者切忌天马行空,不许信口开河,以至于被研究对象斥为“离谱”。学术研究是学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过程,也是学术社群与证据不断对话的结果。捧读本书,无法不感受到丁未的生命跃动,而透过她的耳目和笔端,我们跟着揣摩那群“流浪者”如何构筑他们生命的意义。丁未建构的故事不可能是唯一的版本,但我相信是比较可信可读的版本。
  我提倡“地方经验”与“全球理论”的联系,容我在此略为申述一下。任何研究都必须在语意学家所说的“抽象阶梯”上下来回游走,企图找出勾连具体经验和抽象理论的最佳点。社会科学不是中国固有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是自外国接枝生长出来的,我们向外国学习构思的理路、概念和分析方法,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倘若放弃文化自觉,“先验地”拿一个现成的外国理论当标准答案,然后在华人社会拼命套取经验印证—请问何必如此大费周章,而又自动缴械?我完全赞成丁未所采取的韦伯式现象学的路径,一切认知、题旨和问题意识先从华人社会的生活肌理和脉络入手,寻找出重大问题的内在理路,然后逐渐提升抽象层次,拾级上升到一个高度,自然会与整个文献(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直面接触,这时我们站在制高点取精用宏,有意识地选择最适当的理论。很少理论可以直接拿来套用,许多理论必须再造,有些理论表面上看似矛盾,其实在不同条件下可以互相参照补充。万一现有的理论都无法解决问题,学者可以试图自创一个合适的理论,但那显然不是简单的事了。
  走笔至此,这个取径还有几个特点必须说明。第一,十九世纪德国史学泰斗兰克(L. von Ranke)说:“从特殊性出发,我们可以拾级攀登到普遍性;但从宏大理论出发,我们再也回不去直觉地了解特殊性。”兰克的话切中肯綮,社会科学结合特殊性和普遍性,甚至从特殊性去了解普遍性。第二,我们反对西方理论的霸道,也反对华人封闭的文化民族主义。说到底,社会科学的旨趣是要解答母社会的核心关怀,虚心学习西方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活络思想或勾勒材料,不是为西方理论写一条无关痛痒的注脚。我们当然要提倡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研究,知己知彼,道理还是相通的。第三,我提出的“全球理论”,当然不限定是欧美理论,理想状态应该是各文化观点不断平等对话、竞争和修正的辩证过程。我们一方面努力学习(learn)西方理论,一方面淘汰(unlearn)纯粹是西方本位的理论;尤其,哪天我们拿得出学术业绩,足以和西方学界共同“再学习”(relearn),那么理论的创新便指日可待。经过这样反复切磋修订,理论的概括力、包容性、解释力必会大大提高。我要强调:上面说的是“正反合三部曲”,必须永不歇止地唱,周而复始,止于至善,这才是打造“全球理论”的真谛。现象学提倡“诠释社群”之间互为主观的理解,无论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正好为华人学界争取“主体性”提供自主的空间,其精微的涵义犹待有识之士阐发。第四,我们千万不能把华人文化圈本质化,更不能定于一尊,而必须容许甚至鼓励内部的异同,但合而观之,的确提出一个与“西方”(必须再进一步分疏“西方”)有同有异的文化视野。这是需要几代人努力不懈的,但至少是值得尝试的方向,丁未的著作也证明这是可行的道路。


  《流动的家园》是典型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以小见大,中国成语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又说“尝鼎一脔”,西方夸张的文学笔法也说“一粒沙看世界”。这些形象鲜明的描述说明:解剖一个个案,是为了了解深层结构,抓“典型”,从中抽绎出特有的洞见和层层叠叠的意义,这是人类学和文学批评擅长的方法,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特别重视个案分析的缘故。
  个案研究之长,不在于“人口的概括性”(population generalization),而在于“概念的概括性”(conceptual generalization)。即使有人研究中国其他都市或其他群落,与丁未的经验证据不尽相同,甚至获得相反的结论,也都无关宏旨,因为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丁未所使用的分析概念和架构(例如地缘、血缘和传播科技的互动)提供了一双观察锐利的眼睛。人类学家格尔兹(C. Geertz)研究爪哇岛和巴厘岛的农业生态时提出“内眷化”(involution,内地通译为“内卷化”,意义稍异)的概念,卡多索(F. H. Cardoso)从巴西的政经发展史中提出“依赖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概念,李普曼首发其端指出新闻媒介和记者通常凭“刻板印象”(stereotype)了解外在世界,这些概念的影响力远跨学科和领域。例子很多,举一反三,毋庸辞费。
  除了“以小见大”,丁未自称接受新的社区研究启发,要“以大见小”。她强调“外部世界如何投射于局部”,“通过微观社会如何被宏观系统结构所形塑,试图探索微观社会的宏观基础”。这在第四章的《黑白世界:权力与资源的关系网》中充分表现出来,也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自从中国被编织到国际经济分工的新秩序,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大量内地农村人口奔向沿海,这些流动人口在都市边缘谋生,必须靠廉价上网才能有效和老家、外界联络,然而多头牵扯的官僚体系因循苟且,在资源配置上一味偏袒地方的权势者,照顾不到社会底层的需要,因此出现了少数合法的“白网吧”和多数违法的“黑网吧”。只要有利可图,有社会需求,自然有人肯冒风险,因此“黑网吧”禁归禁,春风吹又生。这里面涉及公权力的运作、腐蚀、回避和颠覆,也涉及公权力与人情关系的相生相克,丁未的分析丝丝入扣,最后落实到关系网上面。全球化的触角无形无声,影响到遥远的深圳某个边缘角落,虽然这些人茫然不知。国家政策和公权机关遇上“前现代”的人情因素,便产生了丁未所说的“黑白世界”:
  在那些黑、白网吧的背后,其实有着一张错综复杂的权力之网,而且这张网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再到社区,一直延伸到像石厦村这样的民间最底层。
  这样生动的描述何止“从大见小”,也是“从小见大”,简直是交光互影了。全球化、国家、权力、资本、阶级、职业、个人、家庭、乡情、传统、现代,如何解读这盘复杂矛盾而曲折多致的拼图?丁未绝对无懒可偷,无简单而现成的理论可套,只能另辟蹊径,从政治经济学、经济人类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的交叉界面,以娴熟的绣花针法,编织出一幅细致而深刻的图景,既提供微观的宏观基础,也引领着接下来几章的微观分析,首尾呼应,构成全书最有原创贡献的篇章。对我来说,这是联系“地方经验”到“全球理论”的成功例证。
  在中国社会,想要研究边缘群落,如果不被接纳为“圈内人”,必将不得其门而入。要成为“圈内人”,必须攀关系;要攀关系,必须先“搞熟”。据我所知,丁未投资了两三年培养交情以后,研究对象才慢慢肯开口,处久了芥蒂渐失,有的引以为友,有的更是珍惜有机会和丁老师探讨人生。一旦不生分以后,丁未可以上门做客、拜年,互约吃饭倾谈,司机停在路旁向她吐诉辛酸。最神奇的是人家愿意和她分享“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私密资料—包括网上留言,对讲机号码,手机短信,手机通信记录,给公司的建议书,甚至涉及婚姻龃龉的通信。若非获得充分信任,焉能录得这些入微而毫无戒心的谈话,焉能完成多次的问卷调查?我怀疑丁未是扫除资料的“清道夫”,过后片甲不留。更重要的是她从“圈内”跳到“圈外”,赋之以学术意义,把才华和功力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做田野工作的过程中,学者应该如何自持?学者和研究对象如何保持互信而不逾矩?学者是否可以隐藏身份?学者如何妥善使用田野记录,才不辜负对方的信任?美国人特别讲究“专业界线”(professional boundary),公私之间刻意保持适当的距离,美国社会学学界近年来对这些伦理道德的问题高度重视,但争论不休(http://linguafranca.mirror.theinfo.org/9711/9711.allen.html)。由于中国是人情社会,以关系为重,交情就是信任,社会底层普遍缺乏隐私的概念,更难得有著名教授肯前来关怀他们的弱势处境,所以群己之界和美国很不一样。这种文化差异,也许无关对错,但人情如何影响伦理关系的界定,如何影响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作者倘若以亲身经历提出深刻反思,另写一篇长文加以阐发,对跨文化研究当有重要的贡献。
  丁未研究的“的哥”们学历普遍不高,但民间话语活泼鲜跳,掷地有声,充满了生命智慧。我最感兴趣的例子是:攸县司机家庭多摆有观音和关公的雕像,每天上一炷香求保平安,但仅仅几步之遥的杨侯宫终日香火不断,他们却从来不去,甚至不知道,因为“那是他们的观音”。丁未接着说:“可见,在他们的眼中,连观音这尊佛像都有地域之别。”我读到这一段,不禁莞尔。中国人的直觉智慧了得,意简言赅,意在言中,甚至意在不言中,三两句话就搔到痒处,但往往只道出结论,却不太交代中间推论的过程。西方社会科学必须结合概念、逻辑和证据,环环相扣,缜密推论,绝对不能随便跳跃,不能大而化之,这种习惯对中国人可能是比较陌生的。两种不同的思考和语言方式各有利弊,如何接通并融合它们,就像学者如何把一般人的“自然言语”化为系统的“学术语言”,都是中国学人的共同挑战。
  (《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丁未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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