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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同时代史”的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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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二十世纪的渐行渐远,此前那场惊涛骇浪般的中国革命也仿佛成了我们遥远的记忆。然而,这革命曾经如此深刻地动员起广泛的社会力量,虽有重重的曲折和失败,但的确推动了现代中国所有方面的改造和重建,并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作为中国现代性的传承,它理应得到不断的反思和重构以为今天的参照。实际上,在中国之外关注这一革命的人士也大有人在。如“二战”后的日本,就曾经有几代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追寻这场革命的意义,并将本民族的命运和个人理想融入其中,形成了观察中国革命的独特视角和传统。岩波书店二零零五年出版的木山英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一书,便可以在这样一个历史脉络里来阅读。
  中国读者对于木山英雄早已不陌生,他的论文集《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和作家传记《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前几年翻译出版,曾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然而,这最新的一部著作却不同以往,不仅角度特别而且讨论的问题重大,可以说是作者集大半生的知识积蓄和思考力,透过现代旧体诗(主要为“狱中吟”)这一特殊的文学形式,来观察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经验与教训的力透纸背之作。其内容已然超越了一般文学问题的研究范畴,而视中国革命为亚洲“同时代史”,则更将视野推进到二十世纪革命政治和亚洲思想史的深层,为读者提供了思考现代中国的崭新视域。
  该书以杨宪益、荒芜、启功、郑超麟、李锐、潘汉年、毛泽东、胡风、聂绀弩等十余位现代中国文人、政治家所写旧体诗为讨论对象。除了作为诗坛“盟主”的毛泽东外,他们大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政治大变动中经历了人生坎坷,于艰苦环境下的革命内部遭遇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有的矢志革命忠贞不渝,有的则感伤幻灭冷眼面世,最终以中国古老的文学形式—旧体诗,吟唱出冤屈无告的心声。木山英雄则在亲手收集到的材料和直接与那时还健在的当事人密切接触基础上,通过分析其在狱中或追求革命的路上有意无意间创作的旧体诗词,来细细体察诗人们的精神苦闷,对革命的不懈追求乃至理想幻灭,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体质内外的种种问题。这无疑是一般日本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所不曾想到的观察视角。
  因此这本书出版之后,便受到了日本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鲁迅研究专家中岛长文认为:该书以弄潮于现代中国同时也被现时代所翻弄的“诗人”们之旧体诗为材料,认真追究诗本身的问题乃至“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其观察问题的视角之新颖令人惊叹。而书中所讨论的诗人们虽程度有所不同,但都以一己之身承担了中国现代的思想和文化,可谓是鲁迅死后的鲁迅们,而在木山英雄用从容不迫的笔致一首一首细致入微的解读中,那鲁迅死后的鲁迅们之身影和时代得以鲜明地呈现出来。这无疑是矗立在超越了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之新境地上的一座丰碑。(《〈中国小说史略考证〉跋文》,二零零七)
  要准确理解中岛长文评语的深意,我们还需要回顾一下战后日本几代知识分子有关中国革命的认识过程。自晚清以来的中国革命一直受到邻国日本的关注,但由于两国的现代化分别走上了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路径,又因为日本过早地实现了现代国家化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战前有关中国革命的论述,除了少数优秀者外总体上缺乏基于了解之同情的关照和反省自身的问题意识,又由于中国革命本身还在行进当中,因此并没有形成脉络清晰的论述传统。而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战败和稍后革命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日本人认识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由此形成了一个在思考本民族命运和亚洲及世界革命视野下来讨论中国革命的厚重传统。
  小岛祐马作为战前京都支那学的重要代表,于一九五零年出版的《中国的革命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两书,具有时代转换的象征意义。他意识到以往日本汉学拘泥于传统中国研究的弊端,几乎在新中国成立的同时推出这两部著作,粗略地建立起从传统思想来观察现代中国革命的阐释架构。在前书中,小岛祐马为现代中国革命确定了两个与传统思想密切关联的特征:与西欧的革命思想为现代的产物不同,革命在中国古已有之,不仅从经典中可以找到根据,而且其起源与中国思想的发生一样久远,这是在其他社会所未见的中国革命思想的第一个特征;革命思想在中国不仅作为狭义的历史和政治理念,而且具有贯穿三千年中国思想史根本的广义哲学性格,这是其第二个特征。那么,经过康有为等清末思想家对传统革命思想的现代转化,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诞生之际,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古来革命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呢?小岛祐马虽强调不可速下评断,但他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看到了其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继承,又从孙中山思想与传统的渊源关系而得出结论:“二战”后的中国,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并不是对半个世纪前旧民主革命的抹消,也非对三千年中国革命传统的否定。而在后一本书中,小岛祐马又通过对中共革命历程的详细叙述,在进一步印证上述观点的同时给出对未来的预测:中国农民问题是未来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的根本。
  实际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社会经济史视角的小岛祐马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展望是比较保守的,他认为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农民非常愚昧且自由散漫,农民和土地问题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成败关键,不容乐观。因此,招来亲近中共的日本左翼人士的不满。而以关注文学家鲁迅为起点、具有强烈批判意识和亚洲情结的竹内好,则在同时期开辟出另外一条阐释中国革命的路径,并形成了贯穿战后日本中国学的一个强有力传统。
  竹内好有一篇与小岛祐马上述著作基本同题的短文《中国革命思想》,是一九六四年为《现代思想事典》(讲谈社)所作词条。此文乃对作于一九五三年的长文《中国的人民革命》的缩写。而其中的观点又在一九六七年所著《日本、中国、革命》等文中有所展开,可谓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竹内好二十年间的中国革命观。
  在解释“中国革命”的传统性上,竹内好与小岛祐马没有大的不同,他认为作为西方revolution译语的“革命”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因此译语“革命”普及化之后,其中依然保存着古来的革命观要素。与日本不同,中国人的观念里有一种视革命为合乎法则和善的东西而加以肯定的倾向,所强调的也非破坏而是建设性的一面,即使在吸收马克思阶级斗争史观之际也依然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但是,当进入对现代中国革命的特征和属性加以解释的时候,竹内好便与小岛祐马分道扬镳了。他首先确认,中国现代革命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的特征,而以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和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思想为代表。国共两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发生根本分裂,关键就在于是否视革命为已经或即将完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将中国革命确定为包括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殖民地解放和阶级斗争等在全民族规模上加以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乃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正继承。中国革命的另一个特征是,革命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断扩大。例如,对革命史的叙述不仅与近代中国的历史相重合,甚至将其源头追溯到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而革命在空间上的扩大超越了“国民革命”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人的精神方面,这成为后来“思想改造” 的理论根据。
  在此,竹内好为中国革命构建起一个不断发展和扩大而有其持续性的叙述架构,并且充分肯定了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在辛亥革命到共产党建国再到“文化大革命”之间发现了其历史的内在逻辑性,在近代中国三个伟人之间看到了这种连续性:“孙文的一生,对革命为持续过程这一中国式的革命观之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以鲁迅为中介而接续到毛泽东那里的一个思想谱系。”(《日本、中国、革命》)
  这篇写于“文革”漩涡之中的《日本、中国、革命》不仅细化了《中国革命思想》中的观点,更在解放后革命持续发展的新阶段,透过“造反”这一新而旧的概念看到了革命根据地的理论象征意义。竹内好认为,在对抗侵略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所需要的并非国家而是根据地。根据地乃是从内部支撑解放区的一个机制。总之,土地革命、根据地与解放区构成三位一体的结构,代替国家履行了抗击侵略者之“解放战争”的使命。同时,它也成为中国革命的原型。
  这无疑是竹内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反抗日美安保和谋求民族独立日本,建构起来的一个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乌托邦。它令人想起欧洲左翼在“二战”后对毛泽东游击战和根据地思想的推重与神化。但我们不能用今天中国社会的变化来批评或嘲笑竹内好的中国革命想象。竹内好自然有他独自的思考语境和外部现实背景。第一,他认为在五十年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世界大潮中,包含民族独立运动在内的中国革命的成功,至少在亚洲具有取代明治维新的日本而成为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样板作用。第二,竹内好激烈反对源自六十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认为其背后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动机,且有一种理论的等质量化(适用于一切历史解释)倾向,它或许可以用来说明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却无法解释中国革命的历史。因为,中国革命及其现代化乃是独立于近代西方的另一个现代性(以上参见《中国现代革命的进展与日中关系》,一九六八)。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竹内好之中国革命论的反西方中心主义性格。换言之,这是他思想斗争的理论结果。这个阐释架构不仅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有巨大冲击力,而且持续影响了后来的中国革命论。
  如果说,竹内好是在第三世界革命和日本战后民主化运动背景下来思考中国革命的,那么同样以鲁迅为出发点研究中国的丸山,则是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遭遇全面危机的时代里,开始集中观察和反思中国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检证中国社会主义》(大月书店)和二零零一年问世的《走向文化大革命之路》(岩波书店)两书,凝聚了他十年间的思考。与竹内好不同,他不仅看到了“文革”的惨烈结果,而且遭遇到后革命时代中国的另一番社会大发展和一九八九年那场风波。革命已然成为历史,且无法再将其抽象为理论图腾以作为批判的武器。作为共产主义者,丸山只好谨慎地进入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史的内部,做基于了解之同情基础上的武器之批判。
  两书讨论的核心是新中国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改造”问题,包括五十年代以来直至“文革”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艺思想上的斗争。例如,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讨论、胡风反党集团斗争、冯雪峰和丁玲批判,以及从“百花齐放”到反右派斗争,乃至“文革”后的反自由化运动等。为了讨论的深入,丸山还将思考的线索追溯到了延安“文艺讲话”。而在详实的事件分析和历史缕述背后贯穿着一条思考主线,即新中国后的文化思想政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社会主义革命的高迈理念与政治实践中的诸多错误和蛮行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
  例如,关于思想改造与精神革命的问题。丸山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其动机和效果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为了统一来自各方之知识分子的思想也为了人的精神革命,中共当时没有采取苏联肃反的做法,而是试图通过“学习”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后来“学习”变成了对“立场”的检查,由权力主导的思想改造后来与“过关”联系起来,成为一种资格审查。结果,形成了一种压制异端思想、否定民主制的控制模式,为后来反右倾扩大化和“文革”悲剧埋下了伏笔(《走向文化大革命之路》)。
  正像丸山在书里书外反复强调的那样:他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夕开始学习中文,并迂回曲折地透过新中国的全部历史来研究中国的日本学人。就是说,他的学术事业和人生信念都投入到了新中国的革命历程上。因此,中国革命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的,而是自己必须时时面对和严肃叩问的课题。我想,这与木山英雄在《人歌人哭大旗前》序言中所说的亚洲“同时代史”是一个意思。他们都属于青年时代便开始关注中国革命并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其上的那一代日本学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或许是他们的“身外之物”,但又并非全无干系。因此,他们的中国研究和革命想象总有一种真挚和同情在里边,读之令人感动。在这一点上,竹内好也不例外。当然,时代的变迁转化和个人的趣向禀赋又使得他们的考察各有千秋而显示出诸多差异。
  例如,竹内好和丸山依然试图对中国革命和共产党建国政治过程给出思想逻辑和历史结构性的说明。但是,到了木山英雄这里则已经摆脱了追求普遍逻辑和历史结构的欲望,而进入到中国革命的深层—人之革命意志和历史实践之间的矛盾、情感与理念的冲突等等。他已不再纠缠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特质,或不断革命进程的逻辑依据等,即对特殊情境或普遍历史模式的析出。他可以打破“旧体诗”与新文学的二元对立关系,得以从革命者或知识分子的“狱中吟”来体察革命主体的思想情怀;他努力打破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革命领袖与受难文人之因果对立关系,而将毛泽东作为一代诗史的直接当事人来论述,由此得以看到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权威与屈从、迫害与受害的关系。在“诗之毛泽东现象”一章中,他说:“几乎所有的冤狱剧多少都是以毛为顶点之绝大的历史力量与主人公们共同演出的结果。其间虽有败类和小丑钻营一类的因素,然若没有这种共演关系的前提,这样的冤狱剧是难以成立的。在革命的洪流中,冤狱的当事者们不仅接受了对政治组织的绝对忠诚及对领导者的救世主式的崇拜,他们有时甚至于希望如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乃是没有办法的事态。这里有支配了本世纪全部共产主义运动的法则,或存在着非西欧世界特别是中国革命所固有的社会文化条件,在这一点上,即使毛泽东本人也没能摆脱其成为剧中一个角色的命运。”因此,把毛泽东及其诗作与其他诗人同等并列论之,亦是可能的。
  这可以说是木山英雄讨论当代中国旧体诗中的革命时的基本立场和方式:从历史和人的全部复杂性出发,去体验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历史、思想观念、文化精神方面的种种问题。因此,《人歌人哭大旗前》得以超越以往日本知识界对中国革命的一般理解,而进入到对二十世纪亚洲“同时代史”的思考这样一个崭新的境地。至于选择旧体诗这样的观察视角,正像《代序》所交代的那样:本书以那些在中国革命建国过程中经历了各种日本人难以想象之磨难的人们的诗及生涯为主题。关注诗乃至诗人生涯虽然显得有些陈腐,但这里所列举的诗原本就是依据古老的格式,而对生涯的咏叹也与其诗一起属于传统延长线上的行为。同样是作为这个延长线上的事实,在本书中现身的人们也非现代文学一般意义上的专业诗人。其诗亦是诗人完全丧失了公开表达之阵地后所创作的作品……我通过自己的阐释和评价,试图重新思考直到后来才见到其终结的同时代史之意义。而作为文学固有的问题,如与诗相关的领域本身亦有值得思考的地方,这也在书中有所涉及。不过,这些特殊问题,仍属于“亚洲在上世纪经历了怎样的经验”这种一般性的探寻范围之内。
  把中国革命视为亚洲“同时代史”的一部分,这不仅为观察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社会实践和革命历程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而且也将有利于东亚区域内的相互理解。如今的东亚在中日、日韩之间面临着“二战”后不曾有过的深刻矛盾和危机,领土主权和资源之争、地区霸主关系转换等当然是主要原因,而“历史问题”包括日本人对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与中、日、韩对彼此交织在一起的百余年亚洲史的理解不够充分亦是问题之一。在这样的时刻,提出亚洲同时代史的视角,以谋求彼此间的真诚理解,当有特别的意义。
  回到前面中岛长文对《人歌人哭大旗前》一书的评语,他所谓“鲁迅死后的鲁迅们之身影和时代”也的确是一个独特的评价方式。而我更想到有关中国革命那一段历史的记忆问题。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而历史不应遗忘,这是中国人信奉的一句老话。然而,历史无时无刻不在有意无意间被遗忘和流失着。我在阅读木山英雄著作的过程中,甚至感到作者仿佛与历史记忆做有意识的抗争一般,要以文字记录下那“无数人们”于“无穷远方”所践行的那段革命史,而讲述一出有声有色的故事。我进而想到,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那段历史作为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实现新梦想和社会发展蓝图的政治认同基础与文化思想基因,理应得到认真的清理、总结和不断反思。同时,作为十九世纪“亚洲的觉醒”之历史总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也需要该地区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来共同思考和记忆。不如此,无数革命牺牲者的鲜血将白白流淌,他们的魂灵将成为无告的鬼魂。而中国革命的传承,在一般的历史记录等方法之外,还需要“故事”化的文学叙述,因为这将更生动逼真地传达前辈们在正史中无法被传达的声音,以有力地抵抗人们对历史的遗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关注本书的内容,并希望中国读者能够从中得到各自不同的启发。
  (《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木山英雄著, 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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